现代政治分析

《现代政治分析》读书笔记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是西方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现代政治分析》是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作，但由于六十年代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遇到危机，“开始突出价值和道德研究的作用和地位”，向后行为主义转变。这本书也反映了这个变化，增加了关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介绍，探讨了一些政治规范的问题。较全面的论述了政治分析的框架、要素，以及政治评价和政策选择。我读之后对一些问题产生一些思考，并意图把这些问题探讨得更清楚。

本书开始从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写起，社会人都会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我们要更好的作出政治评判或政治行为，我们就应该掌握政治分析。阐明了政治分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达尔的行为主义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是不会这样认为的。像诺齐克就认为个人是权利的唯一拥有者，国家的创立及其功能来源于个人的自愿让渡。我不愿卷入国家的这种政治体系，就可以不加入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功能只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即只有保护性功能，政治现象及活动我是不需要关注的，也不需要政治分析。达尔只是对当下我们的行为出发，你已在这个体系中了，而且你的生活跟这个体系息息相关，因此你应该关注它。但至于体系本身是否合理是不太考虑的，价值及规范关注的是较少的。已经处于当下，我们应该怎样行为？怎样行为才最有利？

政治分析有没有意义呢？至善主义这认为“从全然无知者一端到物理学或化学定律中所展示的关于规律性的只是这另一端之间，任何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达尔认为这是荒谬的，“虽然人们没法完全从外部和用物理方法描述人的活动，同时人们又很难充分了解赋予人类行动已丰富意义的主观特征”但是这至少能减少我们的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总比完全不确定要好。达尔的分析是有科学哲学思想的，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因果律的不充分性，人是没法完整认识事物及事件的，虽则如此，人是可以认识事物部分属性，减少不确定性，为我们的再实践提供借鉴意义。达尔的用词是十分谨慎的，虽然他在说政治分析有必要，也没把其作用故意夸大，这种谦虚用语使得一般人都能认同，对我们这种虚夸的学风无疑形成对比。

虽然我们都在用政治这个术语以及参与政治，但政治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达尔分析比较了亚里士多德、韦伯和拉斯韦尔对政治的定义。认为政治首先是一种关系，影响力及其相近因素的使用者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达尔的定义主要是从影响力的主客体关系来分析的，这也是他的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但达尔

认为权力、影响力、权威等概念却太模糊，而且人们没有一致意见。他把这些术语统称为“影响力术语”，这个术语范围比较广，既可指比较弱的人之间及人对其他物的影响，也可指较强的权力、武力、权威。达尔把影响力分为明显的和暗含的来分别定义，合起来可以认为影响力就是“若a期望结果x，a的要求或是意愿而无直接要求b造成x，并且由于a 的这些表现使b试图去造成x，那么a就对b施加了影响力”，即b的行为是在a的影响下做出的。看来这个定义是清楚明显的。

人们施加的影响力是有差别的，那些因素造成了这些差别呢？达尔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目的的指向性的差别。我把它概括起来就是影响力主体的目的、可用手段、使用能力三方面，三方面是相结合的，只有施加影响力的目的很强，有很多可供使用的资源和手段，而使用的能力又较强，则影响力也是较强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源较少的人由于运用较多和较好的政治技能反而比资源多者的影响力强。但影响力强弱是否还与影响力客体以及本影响力性质有关呢？由于对象的不同，其信息掌握量，本身与影响力主体的关系，对此影响力施加的事件的关注程度不同，肯定会造成相同主体条件下而影响力不等。以及施加事件的不同性质，也使影响力受到影响。看来影响力主体外的因素也是对影响力有影响的。

影响力实现是通过不同的手段的，达尔分为三大类：受训控制、说服和诱导。受训控制是指通过提示或由信号组成的信息传递达到的影响。这是一种先前的，以信号告诉对象在某种情景下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当出现这种情景时，对象由于先前的受训，会形成反应。不是当下的，事先培养的一种习惯反应。由于其不是当下的，又是也不做多的讨论。但这种受训控制成本是很低的，而且一经形成以后就可以延续的，也不容忽视。说到影响力手段主要分析的是说服和诱导，说服包括理性说服和操纵性说服，是根据说服时传达的信息是否真实为划分的。诱导包括提供好处或坏处、权力、强制和强力。后三种达尔分析的比较模糊，但我们可以把诱导分为示好的诱导和示坏的诱导，示好的即你如此行为我给你什么好处，示坏的即是你如果不按我的做，就将受到惩罚，包括强力带来的惩罚。

那些影响力可取？那些影响力效果显著呢？需要对影响力进行评价。达尔在这儿也涉及到了价值取向。显然只有理性说服才是道德上允许的，才是符合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而操纵性说服以及诱导都是有指责的。但达尔认为理性说服也面临两难困境。如果有人使用理性说服之外

的影响力手段，我们该如何呢？只能进行理性说服，但倘若说服无效呢？我们为捍卫理性说服这一原则就会惩罚违反原则者。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惩罚是否本身就违背了理性说服的原则呢？看起来十分有道理。让我拿权利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每个人拥有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但还是有侵犯权利的事出现，出现了侵犯跟不可侵犯时冲突的，侵犯的事实是否说明我们认为的权利不可侵犯是有问题的呢？而我们对侵犯权利的惩罚也是对侵犯者的侵犯？那么权利不可侵犯这条原则是有问题的？但显然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说权利不可侵犯是命令（不是指下达命令，而是一种要求性的）式的，而侵犯则是事实，道德命令跟事实的冲突其实只是语言上的逻辑上的冲突，命令跟事实并不是要求完全符合的，逻辑上有冲突并不表明，命令是有问题的。权利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惩罚，惩罚不是肯定性的，也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是否定性的，是要告诫后来者权利的不可侵犯，目的是要阻断侵犯。同样，我们要求人们遵守理性说服的原则，实际上肯定会发生违背，然后我们再理性说服无效的基础上采取其他手段惩罚违反者，要求违反者不再违反。要求遵守要求是命令式的，实际违反是事实，非原则性的惩罚是否定性的非独立性的，是为更好的遵守原则。如果不是这样，任何命令都没有意义了，命令都会被违犯，因此采取否定性的非独立性的惩罚手段以维护命令也是合理的。但你是否还是会问，这是不是目的是好的就可以采取恶的手段（就是指惩罚手段）呢？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如果命令成为了绝对命令，每个人都遵守了就不存在恶的手段了。但有人还是要违犯的，我们对付多数人还是要求遵守原则命令，但为维护这一原则、命令，当出现违犯时会用到惩罚，惩罚肯定不是好的，但我们并没有承认惩罚的独立性，只是在有违犯原则命令时才可施用。这跟承为好的目的可以采取恶的手段不是一样的，这儿的惩罚手段是非独立性的，就是我们是不独立承认其是合理的，而只有出现违犯原则才是合理可用的。而且使用这种惩罚手段就是要消灭违犯，也是要消灭惩罚。惩罚不仅是对违犯有否定性，对自身也有否定性。因此我们强调原则命令而又承认惩罚手段的可施用，实际上只有对遵守原则是肯定性的，对惩罚本质上是否定性的。

达尔在后面继续写到，在现实中由于理性说服的绝对原则无法完全坚持，其他的手段在某些场合也是可取的。显然是跟前面我的论述有差别的。当然只是学理上的证明，规范并不等于实际。应然并不实然。

达尔又特意分析了一下强制和强力的诱导，认为这种诱导是在威胁的意义上说的，影响力的实现并不主要是这些的使用，而是摆在那儿做威慑。虽然实际强力的使用会提高威胁的可信性，增加诱导力量，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