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2020浙江高考满分作文范文：文品和人品_高考满分作文_
2020浙江高考满分作文范文：文品和人品做文学家也罢，做普通人也罢，人品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终其一身，无非是在实践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千教万教，教做真人;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品和人品满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作文真题】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60分)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
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
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注意】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
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
③不得少于800字。
④不得抄袭、套作。
写作提示中国传统强调“颜文合一”，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章是修身养性的手段;外国则认为写作仅是一种技艺，与人品无关。
如果从这方面切入，会写出不一样的文章。
除此，如果联系现实，“颜文不一”的例子，时常可见。
新闻上经常看到“语言腐败”的例子，官员在位置上，对反腐败等问题夸夸其谈，然而实际上自己就是一个腐败的人。
学生也可以联系自己，平日里的命题作文，有多少是假话，空话，套话。
这也都是语言的腐败。
当然，你也可以想想歌德，想想莎士比亚，文章是这么的棒，人是这么的小气;也可以想想创出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优秀吧作文】文品和人品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大学蒙曼教授做客央视，和外国朋友谈中国诗歌。
当说到岳飞的《满江红》时，蒙曼教授补充了一句：根据有关史料，岳飞的《满江红》是明朝以后才出现的，换言之，这首词很可能是后人的托名之作;再说，岳飞一生戎马倥偬，且又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来支撑，《满江红》很有可能不是岳飞的作品。
在场的外国留学生大惑不解：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坚持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呢?蒙曼教授因势利导，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价值取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中国老百姓从心底里认定，如此壮怀激烈、气干云霄的词句，只有岳飞才能写的出来，如此洒脱豪迈、气势恢宏的书法，也才能配得上岳飞!现场一片掌声。
论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复杂关系
论作家个体人格与创作成就的复杂关系龚炜（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邮编400074）自古以来，我们的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都十分强调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对应关系，以这种对应关系为最理想的境界，一般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下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作品。
前人的论述中，这样的格言很多：“诗品出于人品”。
①“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②“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
”③“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④“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⑤“做一个好作家也必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⑥其实，上述意思，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已经作了最简洁的表述：“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这番话与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公认的不争之论。
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忽视了研究另一种情况：即作家个体人格与其文学成就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使我们对作家成长规律的认识不尽完善、不尽客观，并导致了我们对作家人品修养的难度和艰巨性的忽视。
翻阅一下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传记、史料，并审视现实生活中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作人贵直，作文贵曲”、“诗品出于人品”只说明了人品与所谓文品关系的一种关系，但它绝不是对人品与作品思想、艺术价值关系的全面概括，它有它的片面性。
作家人品与创作成就的关系远不是用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省事地概括的。
况且“文品”这个概念也十分宽泛，十分复杂，它既有美学的意味，也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尺度去评价。
传统的“文品”观念也难免说不含有等级意识的影响，用它来评价古代赞歌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但如果要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地评价所有的文学创作实践、尤其是用“文品”观念来评价现内涵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作品，就很容易机械化、僵化，不尽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不尽符合文学创作实际。
从阮大铖破解“文品”与“人品”的分离
从阮大铖破解“文品”与“人品”的分离作者：薄海歌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3期摘要：中国自古就有“文如其人”和“文不如其人”之争，明末文人阮大铖因其政治上的胡作非为和文学上的才华过人常常被当做“文品”与“人品”相悖的典型。
本文试图在纵览其为人与为文的基础上分析阮大铖为何长期被当做“文不如其人”的典例，以及这种说法的不合理之处，并以此说明道德层面上的“文如其人”其实是一种价值倡导，而非现象概括。
关键词：阮大铖；政治；文不如其人；价值倡导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01-02中国文论中向来有“文如其人”说。
明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中说：“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遒畅，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这是“文如其人”一词的明确出处，虽然“文如其人”正式提出在明代，但“文如其人”的思想自古而有之。
如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1}但同时，“文不如其人”的现象也并没用被人们所忽视。
文品与人品分裂的现象在历史中屡屡存在，元好问就明确提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说道“心画心声总失真”，人们最常举的几个例子莫过于严嵩、潘岳、阮大铖等。
本文就试图从历史上著名的奸臣阮大铖入手，探讨所谓“文不如其人”现象的表现及原因。
一、阮大铖的政治生涯阮大铖为人们所知，不仅仅是因其文才，也因其政治生涯。
也正是政治生涯上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他“奸臣”“小人”的名声。
据历史记载，阮氏家族虽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但家风并不优良。
阮大铖的曾祖阮锷就曾因贿赂及敛财被罢黜。
{2}对阮大铖影响很大的从祖阮自华也是“为人跌宕疏放,好从学佛者游。
嗜酒,为长夜之。
……晚为郡守，不视吏事，宾客满座，分简赋诗，遨游山水间，称风流太守。
文品与人品
文品与人品有位读者特别喜欢某作家的小说,每每捧读都很敬佩。
可当她有幸参加过一次见面会,与作家相处并交流过后,顿觉大失所望,感觉此人品性与其作品情趣相距甚远,发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
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特别是当他们成名之后,期望值就更高了。
或以为文笔大气的作家,其人也必仗义豪爽；或以为文笔儒雅的作品,其人也必风流潇洒。
这位读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落差,原因正在于此。
南朝梁萧纲，皇帝做得很憋屈，但于文学颇有建树。
他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当然,这里所说的“放荡”,是指无拘无束。
鲁迅对萧纲的主张深以为然,批注说:“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其实,“文章且须放荡”这件事,在帝王之家或泥古不化的文人圈中可能不被认可,但在自成一家风骨的文人那里却早已不在话下了。
特别是在那些惊世骇俗的骚人墨客笔下,潇洒自如的篇章比比皆是。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萧纲讲的是两句话,且“立身先须谨重”在前,“文章且须放荡”在后。
就是说,做人是第一位的,放荡不得。
自古以来争议较大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为文与立身的关系,或者说文品与人品的关系。
所以说“以文观人,自古所难”,是因为文品与人品很难相提并论。
文笔奇崛的人,不一定个性张扬；性情恬淡的人,文风或许泼辣；才华横溢的人,行为可能荒唐；一代文宗,不见得冰清玉洁。
翻开世界文化艺术史你会发现,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后的文化巨匠,也不全然是圣人君子。
他们的思想理念、品格节操、行为方式,或有逆于正统,或有异于世俗,或有悖于伦常,为时世所不容。
若干年后,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人们对前世文人的评价就宽松多了。
尽管在一些学术专著中对他们的评价仍然存有较大争议,但在教材课本中,在普通读者中,人们主要依据其传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说话,至于其人品如何,也就不大关心、不大计较了。
文如其人也好,人不如文也好,那都是过去时,只要他的辞章文采斐然,就会拿来捧读。
人品与文品的议论文
人品与文品的议论文引言人品与文品都是评价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因素。
人品指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表现，而文品则涵盖了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
“人品”和“文品”这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提及，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一个人的影响并不容忽视。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并论述它们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和互相影响。
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人品对文品的影响人品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表现。
一个有良好人品的人通常具备如诚实、正直、守信等优秀品质。
这些优秀品质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
首先，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更具有同理心和善于表达的能力。
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和社会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的内涵。
其次，人品高尚的人更善于与他人沟通和交流。
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与文化人士、学者和作家等有深刻见解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通过与这些人交流，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关于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文品对人品的影响文品是一个人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的体现。
一个有高度文品的人通常对文学艺术、哲学人文科学等领域有着较深的理解和欣赏。
文品的培养不仅对于提升一个人的个人修养有所帮助，而且对于塑造一个人的人品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首先，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形象能够对读者产生积极的榜样作用。
通过欣赏和学习文学作品中的品质高尚的人物形象，人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更好地塑造自己的人品和行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其次，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教育和精神启迪对人的品性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人们可以不断地接受到来自作家们的智慧和道德启示，从而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人品与文品共同塑造一个人人品和文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
一个人的人品和文品可以互相塑造、促进。
一个有良好人品的人更容易培养出高度的文品，而一个有高度文品的人也更有可能表现出良好的人品。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
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
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
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
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
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
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名篇中的文品与人品
名篇中的文品与人品作者：郑茗心来源：《知识窗·教师版》2018年第11期摘要：文品、人品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辩证统一。
本文从名篇分析出发，对名篇之中所体现出的文品和人品展开分析，以期对名篇中的文品和人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名篇 ; 文品 ; 人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农写道：“文以气为主。
”这里的“气”指的是“人之气”，即人品。
人品决定文品，文品是人品的体现。
人生阅历、性格特点、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等个人因素，决定了创作者的写作方向与性质。
如曹雪芹经历了家族由富贵到没落的变迁，以及国家从强盛到衰败的变化，于是他结合个人亲身感受，写下了流传后世的不朽著作《红楼梦》。
即使在当代，《红楼梦》仍然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文坛巨著。
由此可见，作品所体现的情感倾向、思想内容、性格特点等，都是与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经历等因素有关，也可以说是作者自身的真实写照。
文章内容是作者个性与品格的体现。
鲁迅先生一生写了上百篇小说，从他的这些作品中能充分显示出他坚强、倔强、无畏的性格特点，他以最为犀利的言辞，试图唤醒中国人沉睡的良知，唤醒他们的灵魂。
《祝福》《药》《阿Q正传》等作品，无一不反映出鲁迅先生的性格和他坚定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古今文人中，通过作品反映作者性格最突出的莫过于集儒、释、佛于一体的苏轼。
他一生多次被贬，被流放，直至死在被释的归途中，但坚强、乐观、豁达的性格，以及不低头、不屈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些诗篇诗句无一不体现出苏轼乐观、豁达、坚强的个性与品格。
贯穿一篇文章思想的主线，是作者的个人感情。
在学习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时，我深深地被鲁迅先生对祥林嫂的几次肖像描写所折服。
尤其是他对祥林嫂几次眼神描写，真是极为生动、传神。
浅论作家的“人品”与“文品”
浅论作家的“人品”与“文品”我国古代历来即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艺概·诗概》中也有“诗品出于人品”之说。
世界一些学者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
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认为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主观精神为根底，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等，从中得到的是人们对人品是否就是文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何为人品？何为文品？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归结一点，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就叫人品。
文章的品格和风格，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的不同阶段即文品。
这两者存在某种联系。
一、主张人品与文品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理想之美的集中反映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原则，韩愈曾作了集中地、全面、深入的讨论。
韩愈在散文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
“道的具体内容，是指孔孟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己任。
”由此看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在《答李翊书》中，他谆谆告诫李翊：“立言”即写文章之事，并向学生谈了自己学习写作的体会：“不可以不养也。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無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同时，他还提到“气盛宜言”之论，“气盛”即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身养性造诣很高而体现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
韩愈进一步阐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
二、“人品”、“文品”与现当代作家到现当代时期，在批评文字领域，依旧追求人品与文品的相统一。
例如当代作家沈从文，他是懂得奉献的人！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沈从文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坚强、隐忍、谦卑、谨慎。
他待人谦和、处事低调；尤其是晚年慈祥的简直像一位农村老太。
他湘西人特有的侠义，较少数人提起，最著名的例子他给对危难中的丁玲仗义相助。
人品·学品·文品
摘要：古代对“人品与文品”问题纠缠于道德与才性两个层面，所以能否统一就变得难以解决。
章学诚以文性置换文品，以人之学问真假来判文性之真伪，学问之真假又取决于人的性情之真假，以著述者之心术为人品之关键。
这就褪去了人品与文品的伦理道德色彩，而转换为通过分析人的性情与文的主旨如何统一的问题，核心在于立言有无宗旨。
从德性范畴潜移入知性领域，从知识论、认识论角度将这一古老的命题赋予新意。
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因而使得章学诚的文论思想具有了某些现代色彩。
关键词：文如其人章学诚性情学问文德“文如其人”（包括其反命题“文不如其人”），也就是“文品与人品”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贯穿了几千年的问题，当代学者也做了许多新的阐释。
笔者近来研读《文史通义》，看到章学诚也在多处思考和论述了这个问题，且有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现加以总结，并就教于方家。
一品者，品格、品性也。
对于“文”与“人”来说，都包含这两个层面：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作家的品德修养与才性性情。
对于“文如其人”的解读，中国传统的论述是不能分辨这中间所涉及的两个层面：一是强调作品思想内容与作者道德人格的一致，一是强调作品风格与作者气质性情的一致，由此使得问题变得模糊。
现代的论述者则多秉持近代以来从西方所传入的现代文学理念，从虚构审美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及其创作理论来分析“文”和“人”，认为在作家的人格中有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之分，这样的理论观照势必将此问题弄得更加复杂。
我们认为，要分析这个传统问题，首先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实际来历史地梳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与西方文化文学中的类似问题来比较分析，以见出中国传统观点的本质及其特点。
本文的论述仅局限于第一个层面，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出发，在中国传统“文如其人”问题的历史长河中，看看章学诚对此问题的思考有何特点和新意。
对于此问题的思考，章学诚是立足于传统的“文”的观念，没有将以虚构和审美为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纳入其思考范围。
岳阳楼记：范仲淹笔墨人生里的“文品”与“人品”
岳阳楼记：范仲淹笔墨人生里的“文品”与“人品”曾经看到过一个问卷：“文品”与“人品”可否相提并论，当时颇不以为然，元好问不就说“心画心声总失真”吗？然而，再细细品鉴那些耳熟能详的文人墨客和他们脍炙人口的诗词，又发觉：作品是一面镜子，忠实的反映着作者的人品。
无数文人墨客正是“我笔写我心”，以风格各异的传世佳作穿越漫长岁月，风尘仆仆的来到我们面前，默默地在世人的心中开花结果。
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位品行卓然，而又文采飞扬的典范。
他为人刚正，作品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其《上政事书》“天下传诵”；写景状物则形神兼备，气势宏大，《岳阳楼记》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成为杂记中的创新体；铁汉柔情的抒情之作更是令人则黯然销魂，一曲《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抒写乡思旅愁，尤见深挚。
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他日常的点滴轶事，也无不令人叹服、获益匪浅。
01 良医良相，皆为救人从小，范仲淹显示出超出于年龄的远大志向。
有一次，范仲淹碰到了一个算命先生，调皮的他便走过去问：“先生帮我看一看，我长大后能不能做宰相呢？”算命先生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便笑着说：“你才几岁，这口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周围的人也都嘲笑他小小年纪就说大话，这让范仲淹有一些不好意思，便又改口说：“既然这样，那你看看我能不能做医生？”算命先生又笑着说：“你刚才说想做宰相，现在又变成想做医生了，这个差距是不是太大了？”这一次，范仲淹并没有害羞，他朗声回答：“其实差距并不大，我的问题也还是一样的。
因为只有良相和良医，才能救人。
所以我只是想问我能不能够救人，而你们却都以为我是贪图宰相的荣华富贵而已。
”听一个孩子竟发出这样一番宏愿，算命先生点头说：“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将来必定可以成为一名良相。
”02 “划席而坐”，心无旁骛范仲淹在南京国子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真宗皇帝路过应天府，人们争先恐后的前去看望真龙天子，就连书院里的师生也不例外。
诗品真能反映人品吗？
诗品真能反映人品吗？诗品真能反映人品吗？——以传统诗歌为例我们传统意义上总是将文人的文艺作品同其人品相联系起来，正如俗话所说'字如其人'、'言如其人'、'文如其人'等，自然，其中也包括'诗如其人'，认为诗品即人品，诗品总是和人品成相关关系，但笔者对此观点进行了些微考究，研究了传统诗歌中诗品人品的案例，并对诗品与人品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证。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品与人品内在关系的阐述甚多。
如:'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观其诗如所闻,接其人如其诗'(徐铱《成氏诗集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叶燮《原诗外篇上)等等, 在这种理论的逻辑思维定势影响下,从古至今的文学史上,以诗及人、以诗论人、以诗认人的作品阅读和人格评定方法已成为一种几乎被公认了的文论规范和史学笔法。
其发展之极致,便是诗品与人品、人格与风格直接简单地互代。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人品与诗品、作者心性与作品精神确实具有线性因果关系。
但并非所有的诗品即是文品，本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诗品并非能完全反映人品，人品高固然诗品高，但反之则非如此。
本文便从'诗品'与'人品'的具体内涵出发，结合具体的诗品与人品的关系，来辩证地进行看待。
一、'诗品'与'人品'的含义我们要探究诗品与人品的关系，首先要了解诗品与人品的内涵。
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诗品都包括什么呢？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搞清楚'品'的内涵。
诗品，一般人会想到为南朝梁钟嵘的诗评著作《诗品》，或者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两部古代诗歌美学著作，都是研究的诗歌的品位的。
正如清刘熙载所言: '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践也。
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就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艺概·诗概》中也有“诗品出于人品”之说。
世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
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认为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主观精神为根底，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
从中得出的是人们对人品是否就是文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其实要了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首先我们先了解人品与文品的含义。
何为人品，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归结一点，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就叫人品。
而文品指文章的品格和风格，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的不同阶段。
从含义上来看，人品与文品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主张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之美的集中反映。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与乐可以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作用，而孔子的这一切都在其弟子和他一起整理的《论语》中体现，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孔子自身对“仁”与“礼”的追求，对“诗教”的追求，他的《论语》，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在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钟嵘，出生贫寒，“位末名卑”，做过一些小官，在门阀世族统治下很不得志，这儿主要要提的是《诗品》的创作。
《诗品》之作正值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对文艺家进行品评，是一种时行的社会风气，《诗品》之作的主要原因是钟嵘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为了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风气和提倡科学的文学批评标准，所以他在《诗品序》中尖锐地批评当时滥用典故、排比声律之弊。
钟嵘在《评阮籍诗钟中》说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此，钟嵘着重强调了诗歌是体现人的性灵的，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而提到性灵，与之联系密切的是明清的“性灵说”。
其中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说道：“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
文章宁复见为人_谈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 谈人 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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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品 的关 系
降 大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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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浙江卷高考作文范文：谈文品与人品_高考作文素材
2020年浙江卷高考作文范文：谈文品与人品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问好《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文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
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人们常说“道德文章”，将道德与文章并称，强调立人对为文的影响，追求文品与人品的统一。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经说过：“有德者必有言。
”将言语与品德联系起来，认为德行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言辞的好坏，言辞被认为道德修养的自然流露。
汉代扬雄在《法言》中则更形象地描述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认为从作品的格调高低可以直接判断出作者的品质的高尚与卑下。
南朝刘勰在其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也指出：“世远莫见其面，文辄见其心”。
可以说“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深远的命题之一，俨然成为一个，一条定律。
的确，纵观历史长河，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文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
正因为性情高古清正，陶潜唱出了一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远之歌;正应为忧国忧民心怀天下，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悲壮的喟叹;正因为经历世事沧桑看淡人生起伏，苏轼写下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样深有禅意的词句。
然而每个命题的都不是无条件成立的，清代叶燮之论：“功名之士，必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厚大雅之响”中两个“必”字，就下得过于片面、轻率了。
文如其人的说法也不是在所有人身上都能完美的体现。
无论中外，文品较高而人品不佳，甚至十分底下者，亦累见不鲜。
西晋潘岳性情轻浮急躁，趋炎附势，曲事权臣贾谧。
他常同劣迹昭彰的石崇一起等候贾谧出门后，“望尘而拜”。
这样一个精于逢迎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却留下了恬淡高洁，清新淡雅，为人称赞的《闲居赋》。
对此，金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不禁发出这样的反问：“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文如其人之我见
文如其人之我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关于是否文如其人的辩论从未停止过，元好问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其人。
自古便有知人论世，郁结于心而发乎声等等说法，如此看来，文是否如其人在文学界也难下定论，对于这个命题，我实在才疏学浅，怕言多必失，只能加上几个限定词，在大部分情况下，在有些方面文确如其人。
所谓文如其人，大概指的是作品的文风与作者的性格相一致，亦或是指文章的主张与作者的内心所想相符即文章能够表现作者的价值观。
接下来我将从这两点出发进行简单浅显的论述。
2015年浙江高考作文题便谈到了文风与作者性格相一致的问题，其中写到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行澄淡则下笔悠远。
我还是很赞成的，就好像诗人王维的诗风与他的称号相似，自然美妙而佛性十足。
王朔的作品有一种天生的痞味，王小波的就像他所追求的一样，有趣有思。
文风与话风大概是相似的，会说什么话，愿不愿意说话，怎么说话？其实都与作家的性格因素有关。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文章的主张与作者内心想法是否符合的问题，我认为几乎是一致的。
任何人的文章，总能体现其所信奉的价值观。
比如岳飞《满江红》，慷慨激昂，写下的是他精忠报国的理想信念。
比如杜甫《春望》，写下的是忧国忧民的哀思。
哪怕奸佞如秦桧汪精卫之流，也曾经留下大气浩然的的书法和正义凛然的诗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难道不是体现了文不如其人嘛？我想要借用一句钱钟书说过的话，巨奸为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
卖国之徒内心未尝不向往忠诚与爱国，就好像你因为种种顾虑没去扶摔倒的老人，并不意味着你内心不向往正义。
写作的本质大概是一种精神上的二次创作，基于实践又不同于实践。
尽管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是写作主体们总是在他们自己价值观的指引下，让他们的主角，让他们的诗歌，去完成他们在实践中未完成的遗憾。
但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文章总是能体现作者最真实的价值观，毕竟人是很难写出根本就不存在的价值观。
可以饰伪的是实践，但观念总是真实的。
文品与人品
文品=人品？常听到这样一句老话“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也就是说，文章的文品与作者的人品是密不可分的。
在之前的语文学习中，老师会在学习课文前介绍作者的基本信息，因此，同学们对这句话一定也有所体会。
中国古代文学繁荣，名家辈出。
在这样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一定能让我们找到文品人品一致的例子。
春秋时期的圣人孔子在学生面前以身作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些儒家哲学并非只是记录在《论语》中的空话，而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行为的真实记录。
儒家文化也因此不断传承。
宋濂在其《送东阳马生序》中写出了他求学路上的艰辛与他的勤奋。
而宋濂也如文章所说，生活简朴，为官清廉。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用激昂的词句表达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
而身为将军的他一生也有着这样的广阔胸襟。
在外国文学发展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是“文如其人”的代表。
在他的长篇小说《复活》中，曾多次讽刺了封建土地农奴制度。
在生活中，托尔斯泰身为贵族，却时时为农奴着想，多次在他的庄园进行农奴制度的改革。
虽然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在文章中呼吁，在生活中行动，做到了“人文合一”。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在“文品”与“人品”之间画上等号呢？恐怕不能这么绝对！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大家一定还记得初三学过的课文《威尼斯商人》吧。
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剧中刻画了夏洛克这个放高利贷，刁难他人的反面形象。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莎士比亚成名之后也因钱而“困扰”，向别人放高利贷，还常常向欠债人追讨债务。
可见，“文”不一定“如其人”。
可是，不管“文品”与“人品”是否相关，作者的人品很难被详细记载而流传下来，而文章的文品经历时间的磨砺，依旧弥新。
由此可见，评判文章的好坏并不需要过分与作者的人品相对照，只要文品高尚就已足矣。
文品与人品
文品与人品中国古代历来都重视人的德行，讲究品行修养的重要作用。
“文如其人”这是强调文人的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的人文观。
因为文字所承载的就是思想，而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品质，身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
要写出好的文章，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德之不立，无以立言，有了超人之品德，方有超人之文章。
人品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文章品位的高低，因为所有意境优美、清秀隽永的文章是由人一字一句用心去写出来的，读者要品文章所阐发出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品作者当时的心境、思想意境乃至为人之道。
古人作文，尤重立意，以“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与道俱”为己任，无论学者之文，应试之文，抑或交际之文，都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以文施教化，以文表达心声等。
《尚书·尧典》曾归结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的创作规律。
自孔子、孟子而至杜甫、白居易，再到欧阳修、苏轼等，都强调创作的思想内容，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
为文者本身就是道德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古人说“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例如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文章，也宽厚宏博，使人感受到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这不仅仅是单靠执笔学写文章就能到此地步的，这是因为他维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的社会责任感充于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
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唐代的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文章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的历史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使闻者足戒”的目地。
他的文风朴实、自然、流畅，著名作品有《卖炭翁》、《杜陵叟》、《红线毯》等，他在《寄唐生》中写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都体现出为民请命，揭露社会时弊，为正义而大声呼喊。
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敢直言、爱百姓、廉洁自律的清官，虽因触怒权贵屡遭贬谪却依然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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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
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
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
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
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
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
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这里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是无法以人力改变的。
显然这种观点是太过绝对的，至少我觉得有时候后天学习是不可忽视的，文气什么的也是能通过后天的熏陶学习而有所改变和进步的。
但即有些片面，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气为主”，要求文章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对一些文人作品进行了评价，从作品中也能推出他们的一些品性。
例如：“齐气”是指齐国人那种舒缓的习性在文章之中体现。
那么，可以推测徐干身上是否也有舒缓这一习性。
所以在我看来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就是作家在禀性，感情，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表现。
这之中不乏也表现了“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文品体现人品，人品影响，甚至决定文品。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也有类似于“人品”与“文品”之间密切联系的论述。
他在《体性》篇中这样写道：“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
”其中的“因内而符外”即若“文如其人也”，因此刘勰所说的“体”与“性”之间有着必然的某种联系。
刘勰在《体性》篇中所要表现的就是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体”不仅包含作品体裁类别，还包含了作品的风格特点。
“性”则是指作家的个性和才能。
这里“体”与“性”的关系又回归到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惰性。
”其中“气以实志，志以定言”的观点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较为接近，但在对后天学习的观点上，两人还是各持观点的。
刘勰认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砾，陶染所凝。
”他认为作家的才力气质由先天性情决定的，同时也有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
这比曹丕只强调先天决定，无法以人力改变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除了在《体性》篇中有谈到“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外，在其《风骨》篇中写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总的来说就是指作品与志气一致。
他提出的“风清骨峻”除了有一种艺术美外，还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清高廉洁，刚正不屈的人格之美。
刘勰在《风骨》中还引入了曹丕的观点。
其实刘勰和曹丕在“人品”与“文品”的认识上还是有其共通之处的。
“辞为肌肤，志实骨髓”，可见“人品”藏于内，“文品”表于外，“文品”表现着“人品”。
唐朝李华也说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从字面意思上解读有德之人的文章是好文章，反之则是差文章。
虽然李华当时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大多提出的都是为文宗经的主张，并且觉得好的文章应当能够适应抑或改变社会。
即使不是很明显地在阐释“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在“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中还是很简洁明了地表现出“人品”影响并决定着“文品”，“文品”中承载着“人品”。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诗概》中提出过“诗品出于人品”的论断，他十分强调作家的思想情感以及个人为人处世的品格在作品中的影响及其作用。
因而“诗品出于人品”这个论断也成了他在文艺品评时的重要原则。
刘熙载认为“诗品”反映“人品”，反映的是诗中的人品。
当然刘熙载并不认为“人品”只反映在“诗品”上，他在《词曲概》中这样写道：“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
”不难看出刘熙载的“诗品”因对象不同也可以说是“词品”。
暂且将这些都归为“文品”，那么“文品”就是“人品”的反映。
在文艺创作上刘熙载强调“作诗不必多，所谓肝胆真。
”可见他对作家的自身要求是很高的。
这从他的《艺概》中很容易就发现，他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对于品行不端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微词。
在我个人看来“人品”对于“文品”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
“文品”能反映“人品”，但这种反映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有时候“文品”所表现出来的与作家真实的“人品”是有偏差的。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有这样一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中的“安仁”就是指西晋的美男潘安，潘安不仅貌美，而且文采极高。
二十岁时就以文美晋武帝躬耕之事，由于辞藻华美，洋洋洒洒，遭众人妒忌而十年未得升迁。
潘安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之一，他就排在首位。
他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附不已，他虽然在口头受教，事实上却愈发不知足，始终改不掉。
还出现“拜路尘”事件。
他在《闲居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脱世俗，鄙夷功名利禄的形象与其本人的真实形象着实无法让人接受。
最终死在了一场政斗中，还被“夷三族”。
唐朝诗人元稹更是一个典型的“人品”与“文品”不统一的代表。
他曾在《诲侄等书》这样写道：“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
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可是又在《寄吴士矩五十韵》中这样写道：“······将军频下城，佳人尽倾国。
媚语娇不闻，纤腰软无力。
歌辞妙宛转，舞态能剜刻。
筝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
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他一边对后辈们说，自己朋友虽多，但从不去烟花喧闹之地；一边又用诗歌书写着他的年少轻狂迷恋红尘。
这样的人前背后的教育让人看得觉得很是可笑。
元稹的妻子韦从在他三十一岁时去世了，他写了《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来悼念亡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他一边用着这世间至大至美的事物来悼念亡妻，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她；一边又很快娶了新娇妻，还纳了妾。
虽然很不耻他的行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诗作确实是佳作，不仅辞藻华美，意象灵动丰富。
其实历史上“人品”与“文品”不完全统一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人品”决定“文品”，“文品”反映“人品”。
有时候“文品”会超越“人品”，或是“人品”落后于“文品”。
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是十分密切的，我们要去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不能片面地，不变地去看待。
因为我觉得影响“文品”的因素远远不止“人品”。
时代精神，社会背景，作家的身世背景，个人经历，接受的教育等等。
无论是哪个因素对作家文品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当然一些古代的先进学者也是有提到这些方面的，像刘勰就提到了后天教育的影响；李华则是将其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刘熙载提到了要注重个人的修养等等。
古人尚已有如此的认识，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就该更冷静客观地去分析对待“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高尚”，“低俗”来简单地对作家的“人品”，“人品”下定论，而是要结合各方面的因素，理性看待，客观对待。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古代文论中真正的“人品”与“文品”之间微妙而又强烈的关系。
参考文献：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 孙英：《古典文学理论之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