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术语探析

“东方文学”术语探析刘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要：“东方文学”在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充满歧义和争执的场域。

直面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问题，首先面对的便是对其概念做考古学式的梳理，从源头厘清并力图发现其问题的症结。

“东方文学”这一概念的关键是如何界定“东方”，“东方”作为地域概念在不同时空存在较大差异，作为文化观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西方”的东方和“中国”的东方。

东方文学首先是西方文化语境中东方学话语的生成物，“东方学”是西方认知他者、确证自我的路径，“东方文学”是如此这般“东方学”学科的分支之一。

东方文学在中国出现与发展的路途更为曲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与“东方文学”概念界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异彩纷呈的东方文学的创作，“东方”学者如何立足于“东方”、立足于“文学”这一富有个性和差异性的视点，克服“东方学”的思维模式，重新建构东方的东方学、建构一个“真实”的东方文学才是我们进行概念溯源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知识考古学季羡林先生在其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序言中曾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序言）这段话被广泛引用，也广为人知。

那么如何让东方文化重放光芒，如何实现在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东方文化的再现辉煌，作为东方文学在对东方文化的建设上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显然仍然是我们不断探讨的极为重大的和核心的课题。

回望我们高校学科设置，教育部在1998年的学科整合中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原有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整合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史（或称之为外国文学史）是这一学科中的本科基础课程。

东方文学不仅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学史这一基础课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然而，在课程开设和学科构成中，东方文学俨然是“第二性”的身份。

我们开设的本科课程号称“外国文学史”，但由于教学时间等客观设置，本科课堂上重点讲述的是欧美文学史，对东方文学却鲜有涉及。

因此，东方文学退而求其次，被挤压到选修课的行列。

但近年由于选修者人数有限、兴趣不高，加之课程的时间设置等问题，开设得也不够景气，甚至是溃不成军。

也就是说，学科体系设置或具体的讲授过程中，东方文学实际面临着被弱化、被边缘化、*作者简介：刘研（1970—），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比较文学。

刘研：“东方文学”术语探析被他者化乃至失语的事实。

由此一来在实际教学中就出现了如此尴尬的局面：学界以及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学术探讨中对西方中心主义极为警觉，时刻保持着高调批判的姿态，然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却可悲地充当着传播西方中心主义的急先锋。

就理论探讨而言，东方国别文学及其文学理论的探讨不可谓不深入，但从宏观上思考“东方文学”，相对于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言，显然探讨得还很不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已经成为今天我们深化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巨大阻碍之一。

因此直面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问题，首先面对的便是对其概念做考古学式的梳理，何谓“东方文学”，何谓“东方学”，从源头厘清并力图发现其问题的症结。

“东方文学”在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充满歧义和争执的场域，它在中国出现与发展的路途更为曲折，东方文学”与“东方”“东方学”“东方性”甚至与来自日本的“东洋”等概念关系复杂，既紧密关联，互为涵容，又各有复杂指涉。

“东方文学”这一概念的关键是如何界定“东方”。

其实作为“方法”的“东方”，这一来自我们中国的视线，与以往构成的“东方”———源于近代欧洲的视线，即西方的“东方学”视角不可能不发生碰撞。

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东方”是怎样开始的，伴随着“东方”的产生“东方文学”的自我表象、历史表象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如果站在今天的时点，我们又要重新加以阐释的话，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一西方的“东方”大凡在世界文学史的建构中涉及“东方文学”，都务必要对“东方”做一说明。

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下卷在“亚非文学”的导论部分《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特质》、王向远先生撰写的《东方文学通论》、王立新和黎跃进两位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东方卷）等文章和著作中都对何谓“东方”做出了简要的阐明。

在诸多文学史教材中，这里关于“东方”的梳理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方”首先是，地理方位词，人类以自身为中心，以东的地方称之为东方，东方也是太阳升起之地，所以太阳升起之地也被称为东方日出之国；其次，作为地理学概念，国际地域疆域将西经20ʎ以东到东经160ʎ以西规定为东半球，其余为西半球，大致将亚洲和北非规定做了“东方”；再次，作为政治学概念标志着冷战两大阵营的分属；最后，作为历史概念的“东方”，16、17世纪欧洲人在新航路的不断开辟中，在不断“向东”的进程中，通过不断拓展和深入的科学考察等实证研究逐渐形成了包括语言、历史、宗教、艺术等众多门类的“东方学”，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也赫然在目。

东方文学之所以能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学者威廉·琼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郑本导论中还特别指出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是20世纪初俄国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著作问世。

［2］（P219）由此可见“东方文学”中的“东方”的界定既与地理方位有一定的关联，又是历史文化观念的约定俗成。

那么西方的“东方”的实质是什么？既有以萨义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犀利揭露，也有众多中国学者的恍然大悟中的多种论说。

西方的“东方”主要指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春之卷（总第17卷）向这样的两级，要么呈现对异国情调的向往，虚构出一系列“东方神话”的意象；要么歪曲与贬损东方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异国情调”中的文化猎奇成分与歪曲和贬损东方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学”，至今仍以俯视的姿态面对着“东方”。

换言之，在西方的世界文学视域中“东方文学”是被组合进来的，是被拉进世界文学史的。

“东方文学”作为文化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语境中“东方学”话语的生成物。

当然，回顾西方东方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其中有着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背景，但是其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也不容我们忽视。

比如威廉·琼斯当时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在历史上是东方学的奠基人，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

他穷其毕生精力搜集、保护和译介东方文献，其中东方文学是琼斯东方学的重中之重。

因此有学者指出：“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

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3］确实，以威廉·琼斯为代表的西方的东方文学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完备的学术经验和具体的研究路径。

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印证出，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既然与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关系密切，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的方式方法和“发现”与“传播”知识相关，西方通过东方学学者的努力发现了“东方”这一他者。

总之，“东方学”是西方认知他者、确证自我的路径，“东方文学”是如此这般“东方学”学科的分支之一。

问题是，如果我们建构“东方文学”，如何面对西方的“东方文学”，或者说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怎样面对“西方的东方”这一巨大的他者？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构建的“东方”，这都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逻辑起点、参照系和学术滋养。

二中国的“东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的种种压迫，东方各国开始建构自己的“话语”来显示本民族文化、文学在世界的价值与地位，以此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进而塑造各自的民族国家形象。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的“东方文学”的学科建设，也是中国在世界文化场域中，面对欧美各国，通过“他者”形象发现“自我”、激活自身传统的努力。

因此确立“自我”的话语原则至关重要。

季羡林先生在为何乃英著的《东方文学概论》所写的序中指出：“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研究才正式出现在一些大学和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课程表上，而其重点之一就是东方文学。

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需要，为了肃清‘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残余，我们中国作为东方大国代表着东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讲也代表着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必须这样做，这是惟一的正道。

”［4］（序）刘研：“东方文学”术语探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方文学”里的“东方”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或者去掉拉丁美洲。

比如郑克鲁本中将“东方文学”置换为“亚非文学”，指出称谓虽然不同，但内涵相同，其原因是沿袭了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形成约定俗成的惯例。

这样的置换无论是从地理概念、还是从历史概念都造成了一定的逻辑混乱。

首先整个非洲其实很难纳入东方文学，事实上我们的东方文学主要涉及的也不过是从地缘上即西方关于东方概念中的近东、中东地区的西亚北非而已；广袤的非洲内陆地区与亚洲文化相差巨大，尤其是近代以来，非洲完全被西方殖民者践踏，那是一个色彩斑斓、莫衷一是的世界，很难用所谓的“东方精神”来圈定。

由此一来，非洲文学也是被“拉入”东方的，从第三世界的视角，从现代化的后发性这一点上将之拉入东方文学，这一拉入体现了极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在这一构建中，我们要反思的是，是否也存在中国式的东方学观点呢？不仅如此，“东方文学”的建构，是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一百多年间东方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文化建构，在经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西方”他者，反观自己，产生了东方文学的自觉，东方文学史的写作成为塑造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和唤起民族自觉的路径之一。

然而，“东方文学”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启蒙与救亡、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化与商品化诸多问题的旋涡中，开始了其艰难的建构进程，其间潜藏的是与西方强势话语的对抗与搏斗。

作为悖论的是，东方文学包括批评话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和制约，于是，围绕东方文学史不断重写、不断引发思考。

在这一过程中，“东方文学”就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场域，它既使自身纳入西方文化话语之中，又通过复杂的张力，不同程度地保存、改造自身原有的话语。

三作为方法的“东方”20世纪末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中国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被终结。

文学研究也相应地进入转型期，这是重新反思“东方”“文学”的自觉，克服“自明”的问题意识，重新“发现”东方文学的问题所在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