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艺术

楚文化艺术楚，既是国名，又是族名。

楚人认为颛顼帝高阳氏是他们的先祖，老童、祝融是远祖，鬻熊是始祖。

西周初年熊绎被封为楚国国君，公元前223年楚为秦国所灭，立国约八百年。

楚文化是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5年)开始发展，到战国(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早中期渐渐繁荣，战国末期，楚国衰败。

楚国艺术发展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将近500年的时间和历史。

楚国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拥有大冶铜绿山等铜矿，在开采、冶铸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出土于楚墓。

考古发现证实，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织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楚国丝织刺绣品种类繁多纹样精美，色彩鲜艳，纹样图案以珍禽异兽为主，龙凤形象最为丰富，姿态优美舒展，气势恢宏，极具神秘意味。

楚国习俗与中原诸国不同，楚人崇巫信鬼，以歌乐鼓舞取悦诸神。

多彩多姿的凤鸟龙蛇构成楚器的装饰主题。

楚国在哲学、文学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先秦时期精神文明的顶峰。

以老子、庄子哲学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是构筑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以屈原诗歌、庄子散文为代表的楚文学，是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之源头。

楚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众多艺术门类上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的造诣尤为出色（《楚文化展》）。

一、代表楚文化艺术的重要考古发现:1、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通长55.7厘米，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2、吴王夫差矛（春秋晚期），通长29.5厘米，1983年江陵马山5号墓出土。

3、车马出行图（战国），通长87.4厘米，宽5．2厘米，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4、嵌地几何云纹铜敦(战国)，高22.8厘米，口径17.5厘米，1974年秭归斑鸠窝出土。

5、人骑骆驼灯（战国），高19.2厘米，灯盘径8.9厘米，1965年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

6、彩绘木雕小座屏（战国），通长51.8厘米，高15厘米、屏宽3厘米、座宽12厘米，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代表楚文化艺术的考古发现还有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龙凤妇女图和子弹库出土的男子御龙图；故楚郢都现江陵一带出土的彩绘鸳鸯豆、木雕镇墓兽、虎座立凤、辟邪等；荆门的兵太岁同戈；河南淅川县楚国贵族墓地出土的王子午升鼎、我国迄今发现的用失蜡法铸造的最早的青铜器云纹铜禁；直至西汉仍广泛流行的楚式山字镜。

楚国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的种类繁多、工艺精美，可谓熠熠生辉，中原列国望尘莫及。

二、楚文化艺术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只知道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表率，对物质形态的楚文化还一无所知，安徽出土的一些楚式镜，曾被误认作秦式镜或淮式镜。

楚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巫术宗教的信奉、图腾崇拜的遗风，楚人尊凤而贱虎，在楚艺术中凤永远是主角。

楚墓中常见的虎座鸟架鼓。

鼓架以凤、虎为造型，虎混沌敦厚，匍匐负重，凤高大俊拔，引吭高歌；虎鸟对比，见出凤鸟的图腾意义。

凤的造型夸张、整合，绝非自然界客观模仿，造型无中生有，分解、异化和重组，设计语言独具特色，显现出楚人在艺术发端时期不同凡响的创造力和观察力。

“集壮、美、奇于一身”（张正明《楚文化是史》）正是楚文化鼎盛期的象征，其创造意匠不在表现某个具体动物，而在表现由若干生命力喷发的动物所映照出的大自然的生命律动。

楚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图腾的崇拜，使造型夸张奇特，并开始趋向抽象化、符号化。

楚文化研究者认为“凤”为飞鹰，飞鹰是凤的别种，楚人视之为风神。

人的精魄要登天，需有风神相助，方能高飞运行。

在《离骚》中，屈原假象自己作巡天之夜游，有句曰：“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月神望舒在前面照明，风神飞廉在后面助力，这就可以一路顺风了。

把飞廉做成木雕像，置于墓中，可以引导死者之魂到天界去。

就南北文化的区别而言，南方重感性，北方重礼尚理。

孕育于南方的《楚辞》、《庄子》、《山海经》、《淮南子》中充满想象含有大量的神话传说，记述了风神飞廉、御日神望舒、河伯、湘君、湘夫人、雷神等，辞采铺陈华丽。

而源于北方的《诗经》、《论语》，艺术作品古朴、浑厚，有现实理性主义的气息。

楚辞学虽早已成为一门学问，但自古以来还不是显学，显学仍是诗经学。

但恰好就在南方楚地的艺术中，包含着为北方周秦艺术所难及的一些重要特点。

这些特点，后来融入了中国艺术的大流之中，并被儒家思想所吸取与同化，楚国艺术以生动的直观形象屹立在世人面前时，似乎为我们诉说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展现了楚国在绘画、铸造、语言、雕刻、舞蹈、文学的艺术领域的巨大成就；再现了浪漫、深情、喜庆、带有些许悲壮的情怀。

正是在充满激情的楚国，产生了道教，楚艺术中的道学思想，简要地说来，一是“法天”，二是“齐物”，三是“神遇”。

何谓“法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说“法天”，只是求其简括。

以楚式的“四山镜”为例:“四山镜”竟是广大无垠、旋动不息的宇宙的缩影。

“齐物”的要旨，不外乎分合与转化。

分与合，或称毁与成?《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转化，即此可为彼，而彼可为此。

且以语言艺术为例:他人所作的循规蹈矩、精雕细刻的文辞，虽美，也只是小美；庄子所作的狂放不羁、怪诞不经的文辞，才算是大美。

再以造型艺术为例:楚国的一些美术作品，实在是具象化的《齐物论》。

它们运用分解、改组、拼合的手法，采取不同物象的局部，合成一个只存在于想像中的物象整体，从而开拓出诡奇莫测、神妙莫名的艺术境界。

江陵马山1号楚墓所出的根雕“辟邪”，就是这样的一件美术作品。

“辟邪”，只是姑且名之，其实，很难说它是“辟邪”。

假如说，它是一件即兴创作的根雕，或许较为确切。

它的确是用一段树根雕成的。

两条前腿都在右侧，两条后腿都在左侧，当然可以猜想这是将就了材料，但更有可能是作者故意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材料，以求增强怪异的气氛。

“神遇”，按《庄子》的说法，如庖丁之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用到艺术上来，神遇对表现和接受都是必需的?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形神兼备，象意俱足，而是以神取形，以意驭象。

楚国的一些美术作品，运用分解、变形、抽象的手法再现物象，而以分解、变形、抽象的凤纹最为多见。

于形固有失，于神则有得，而且给观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余地。

这也就是《老子》所讲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

楚国艺术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感情表现方式，艺术品就包含了情感性和物质性两大基本方面。

巫风造就了楚浪漫的风情。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社会形态，使得刚刚从原始时代脱胎而来的楚人，依然顽固地保留和发展着绚丽多彩的远古传统，沉醉在奇异的想象和狂放不羁的浪漫之中。

他们用狂热神秘的巫术、宗教神话来表达对自然万物的困惑。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

”（王逸《楚辞ˑ章句》）由于楚人重视与神的情感沟通，较少受到宗法制度的理性束缚，所以他们的性情远比中原人更加率真、热情、奔放。

北方中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而南方的文化，如战国时期的楚艺术与产生于南方的老、庄思想密切相关，与道家相通之处于对精神生命的执著和对自然精神境界的追求。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战国时期的楚文化给我们一种轻快、飘逸仿佛离开大地腾空而去的感觉，这是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境界，也是“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本”（《离骚》）中表达的思想，老子的表现宇宙生命本体的“道”与“气”、“大象无形”、“涤除玄鉴”等学说所折射的美学意蕴，在楚文化中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纹饰的最初造型意识来源，极有可能与楚人所生活的楚地的环境有关，楚人相信，“纹化”之后的器物被附加了神圣性，成了一种象征，具有了生命力。

楚地发达的巫觋文化，深深影响了楚人的心理结构，原始宗教和巫术观念是原始思维的一种模式。

原始艺术虽不一定起源于巫术，但巫术的观念或仪式总是和原始艺术相互交织。

具有原始艺术特质的楚纹饰，绝不是我们简单看到的“美”的艺术。

它还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

在古人看来，自然物象的神话到“纹化”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通过由表象的互渗关联的“纹化”现象，可以判断出表象的神秘内涵，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纹样的崇拜，而对纹样的迷信崇拜心理和特殊的观念情感，则是装饰纹样发生的真正动机。

楚装饰纹样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符号化图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反映的是楚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艺术感悟。

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虎座凤架鼓，优美流畅的造型与精巧细腻的彩绘相结合，应物适形，静与动的制约与协调非常完美。

座底以伏卧的双虎为支撑，虎背上昂首站立着两只单脚凤，凤与凤之间的空间处于中心位置，鼓悬挂于其中。

凤鸟与伏虎形象写实，凤鸟翘首张啜，自信挺拔，伏卧的双虎安详平静，整个造型呈“S”形曲线，寓动于静，静中有动，如音符高低节奏变化，富于韵律，同时表面的变形纹样又随着造型起伏转折而进行装饰，从而与器身形成一体，可以说是集“ 美、壮、奇”于一身。

在色彩的运用上，美源于对色彩的感悟。

每一种色彩有各自的内涵与特质，也往往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因此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立的色彩审美心理。

通过色彩有秩序的量的对比，冲突或互补来达到美的和谐，并用不同色彩的特性美赋予器物以特殊性。

楚人在对色彩的把握与运用上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感悟力。

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

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吸收、消化来自华夏、吴越、巴蜀等文化圈的一些优秀因素，逐步形成了洋溢着浪漫激情与生命活力的独特楚艺术。

它那渐渐形成的造型奇特瑰丽、线条飞扬流畅、色彩艳丽繁富、情感真切外露、富于抽象形式美感的独特艺术风格，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艺术写照。

它那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达观的生命态度、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对神秘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无法看到其庐山真面目。

直到近百年楚文物的不断出土，才使人们对楚的视觉艺术样式与风格面貌，有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一睹上古时期人类心智和精神的一种十分独特的艺术显现。

生动流畅贯串于多种楚艺术中，不仅体现在活跃的线性造型上，也体现在富于动感的线性构成上。

有时，密集的线条有条不紊却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感所完成的一种艺术图式。

事实上以体象生命运动本质的流畅曲线为美的观念，原本就贯穿在整个中国艺术中，中国艺术较喜欢用弯曲的弧线及起伏的线条。

楚艺术中的线条是变化多端的，或曲折，或断续，或相套，或相错，或环形，或与三角形、Ｓ形、Ｚ形、十字形、工字形、八字形、圆圈形、弓形、实心形以及其它不可名状的几何形相配，似乎楚人有意要把线条之美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各种线形的布局极富于变化，运用对位布局、同位对称与移位对称等多种构成手法，将各种灵巧穿插、变幻莫测的线条，统一在一定的数序规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