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贽的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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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要保持一颗纯真之心

——浅析李贽的《童心说》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而死。《童心说》是他著名的一篇散文,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关于《童心说》,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说说我的拙见。

一、童心即真心——反对假道学

我们知道,《童心说》是李贽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在《童心说》的开头,他说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李贽认为,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而所谓“假道学”则是指满口仁义道德,而言行不一的人。这种人与李贽提出的“童心说”相违背,他认为写文章要遵循真实性,根基于现实生活,不能“失却真心”。他的文学理论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家——巴金。“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人民作家”巴金的心灵感言。其实“说真话”既简单又复杂,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巨人精神,在当下求真意识淡薄的氛围下,更彰显出“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巴金正是以“说真话”而被大家所赞赏的。他在《随想录》里提出说真话的倡议,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话题,也是我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然而具体到文学上,落在文本上,则又产生另一种效果和困惑。这里面有说与不说的难堪,真假之辨的尴尬,还有话语的矛盾与陷阱。虽然有那么多的疑问与指责,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在慢慢形成,巴金勇敢地选择了言说,自己带头“说真话”。他的《随想录》也被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在里面他反复地提出要“说真

话",并把“说真话”与文革,与现实生活的存在相联系,有真意浓情,有严厉批判,有殷切期望,更有良心的解剖。他的这种文论无不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内容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而情感的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情感的真实是通过内容表现出来的。台湾作家三毛的作品不以描写大众人生、揭露社会问题为己任,而是把自我人生的抒写作为创作的中心。三毛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女人的自传。”“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写真实的事物,如果让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三毛没有走虚构小说的创作之路,她从生活本身受到启发,不去编故事,只去写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鲜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往往无法区分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她的这种写作正是体现了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文学理论,她也认为童心是写真诚文章的根本。巴金和三毛都是从这种“童心”出发去写作,写出了人间的杰作。

将自然而不矫饰的个性表现视为最佳作品,将个性之真与人生之趣作为最高审美追求。李贽文学的创作理论很注重真实性,这与他个人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他一生主要兴趣在于追求自我生命之自由与解脱,故而他保持一颗真心是必不可少的,他自认为不能被世俗风气污染,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创作。正是因为他的真才被黑暗的社会逼迫自刎。

二、纯真自然人性——反儒学污染

李贽所处的时代是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传统价值观念遭到前所末有的怀疑的时代,新思想的萌芽正在顶破历史的坚冰,伸展出稚嫩的绿叶。

在这种环境下,李贽仍然秉持童心,要求创作作品表现童心要“由乎自然”,不能有丝毫的“牵合矫强”。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有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从中可见,他的“童心说”即是“自然人性说”。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把人进行思维的本能、本性都看作是天生的人寒了要加衣,饥了要吃饭,同样人见了美好的事物就喜悦,见了丑恶的事物就憎恶,与这种童心相联系,李贽提出了识、才、胆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识由知来,知之愈多,识见愈广,才和胆均由识而发,一个人如果童心常存,识、才、胆就会正常发挥作用。他要求识、才、胆应三者

俱备,他以此衡量自己,觉得自己在为人处世上,“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快”就是审美感情上的满足和快活,由此他要求文学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作品,“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也不能把作品“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贽的这种自然人性论的“童心说”,在思想上和美学上,有着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巨大的进步意义。

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然天性的发展。而李贽为人“笃爱佛禅,时常以谈禅证性为务,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亦模仿禅僧”,他的“思想深受禅宗的影响”。从儒学与佛禅的对比中可见,李贽认为儒学的发展会让人失去“童心”,失去人的自然本性。

李贽的“童心说”不仅强调审美情感的真实,且钟情于文学的自然表现。真实就是自然,而童心是人最初的本心,童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本质,不应该受到世俗观念的污染。

三、至文观——小说戏曲

李贽从人的真心真情谈起,谈到写文章形式上的自然状态。在李贽看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天下的经典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在,那些伪道学家所宣讲的道理,在社会中形成的贪婪之心,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这样,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文体风格都可以出现极好的作品。只要是从真情出发的自然的流露,就会写出好文章。好文章的标准是自然,是一触即发,并不是在于单独字句的雕琢与结构、体裁、风格等形式上的故意安排与矫揉造作。作品的形式是情感抒发的自然而然。这就是说,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自童心,可见在作品创作中,童心是不可丧失的。李贽在“童心说”中,把具有一定反叛精神的《水浒传》与儒家的“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等破天荒的相提并论,认为《水浒传》是出于“童心”的“天下之至文”,他把《水浒传》看成是圣贤的发奋之作,其价值远在该书之上。李贽在提出“童心说”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学创作要“顺其性而作”、要“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强调创作要有真挚而强烈的感情,要“蓄极积久、势不能遏”,这些进步的文学主张,都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李贽的散文是以议论性散文为主,很生动地表明了他要自由地发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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