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

文章编号:1008-2980(2003)01-0091-03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Ξ

门　庭

(滨州师范专科学校,山东滨州256604)

摘要: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一、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二、重文献描述而少推理;三、重文史而略技工。

关键词:中国;古典;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目录学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14、15世纪的殷商时期就有了简单的著录图书文献的目录。《今文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滥觞。公元前1世纪两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此后,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先有宋代目录学家郑樵“类例可以明学”的图书分类观点,后有清代杰出目录学家章学诚继承了我国历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中国古典目录学随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今天,我们应对古代目录学加以深入研究,品评得失,从中引出对完善21世纪富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借鉴和教益。本文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作一简要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

中国最早的目录活动是为了文献典籍的收藏,所谓“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分类整理的目的在于“藏”,而不在于应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因见“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不久“书积如丘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为了更好地“藏书”,汉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经书,刘向等对各种文献典籍进行校勘、缮写、编撰工作,“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然后将其

藏于“秘府”。可见最初将文献典籍进行“条其篇目”编撰叙录的整理,目的是在于收藏而不是应用。我们稍加考察,便可发现从汉班固编撰官修正史《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后来历代官修正史《艺文志》的目录整理,都是以一表各代藏书之盛为目的的。即使在南北朝以后出现的私家藏书目录,也同官家各种图书目录一样,其整理编目的目的也是重在收藏而轻于应用。正如王心裁博士所说:“古典目录学的重点是在文献整理,由此深化即为学术整理,这不是说古代就完全忽视了文献需求,而是这种需求在文化大背景中隐没了。”[2]中国古典目录学家多视文献整理为学术整理。如宋代目录学家郑樵认为:“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3]他详明图书类例的目的是剖析学术源流。清代章学诚继承了郑樵的观点,把整理文献典籍当作学术研究的“三月聚粮”,视校书编目的目录学为“校雠之学”,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4],这里明确提出对文献典籍进行校雠编目的整理目的不是重在一般应用,而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刘国钧批评道:“章学诚一流人所提倡的,则以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作记载的对象,他们注重在学术,而不在书籍本身,他们想用学术的系统来编些书籍,他们忽视了书籍的编制和学术的分野不能完全一致”,“而目录的功能用一言以蔽之,就是便于检查”[5]。应当说,当时的目录学,即使不是完全忽视文献需求也是相当忽视文献需求的,因为在当

第19卷第1期Vol.19,No.1

滨州师专学报

Journal of Binzhou Teachers College

　2003年3月

　Mar.,2003

Ξ收稿日期:2002-05-14

作者简介:门庭(1975—),男,山东东营人,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时,社会的文献产生、文献传播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多样性的文献需求。“我们并非苛求古人,因为当时文献的有效供给不足,整理与保存的任务又十分迫切,制约了人们对文献资源的利用。”[6]目录学是致用之学,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但中国古典目录学却忽视了广义的致用,仅将其致用限于反映一朝一代官府或私家藏书作为标榜藏书精美的手段,后来又强调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而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资产阶级政治家梁启超为传播新学,把目录学的应用性概括为四点:一、“浏览诸录,可以周知今古著作之大凡”;二、书籍“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可识其数”;三、“按图索骥或整流通,或取裁述作”;四、“学术分化发展,辨析流别。”[7]这就将目录学的应用性从藏书清单转向读者查检图书的工具,开拓了图书目录的应用范围。“现在人们编制目录主要不再是为了文献整理的目的,而是一切为了使用、一切方便使用。如何满足特定需求,就成为目录学家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时代变了,观念必须随之发生变化。”[6]

二、重文献描述而少推理

我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杨仆就撰成《兵书》书目,而西方最早的个人著作目录是物理学家盖伦在公元2世纪编成。但是西方的目录学理论却比我国发展得快。因为中国古典目录学自汉代至清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无意识、无组织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的阶段。期间尽管有郑樵、章学诚两个理论高峰,至清末目录学被尊为学中之学,但也无法使目录学摆脱经验目录的状态,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6]对此,中国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指出:“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快之进步。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后人之所加于向、歆者,较之向、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究属戋戋有限,与二千年之长时间比照,惭愧抑不胜矣。”[8]那么,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了二千年为什么“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这一层面上,而缺乏深入的推理,“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令人惭愧不胜”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全面的考察,这里仅提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中国古典目录学家的思维方式侧重于以扣合具象化事物作为对象,而较少繁重推理。目录学家“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对文献典籍进行辨伪、校勘、部次、著录时,很少从理论角度展开发挥。中国古典目录学这一特征就其思维方式的民族渊源来说,是与形象思维分不开的。我们民族的文化观点的形成和论证的开展个性直观色彩较浓,多带有形象化的论证,少繁重推理。但因具像生动,为读者提供了审美画面的可感性。而西方目录学家却比较侧重抽象化的论证,以思辨为主的色彩是他们的民族特色。当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已。

第二,对于目录学“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8]因此,中国古典目录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未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姚名达通过对校撰《四库全书》及《总目提要》的人员情况提出如下观点:“此中校书撰录之事为旷代一逢,古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故严格论之,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8]

第三,目录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较晚,直至清代的章学诚还否认目录学的存在:“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9]所以章氏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因为古代的书目工作和校雠学、版本学、学术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期以来,目录学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模糊不清,目录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至今尚未分明。因此影响了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正如谢德雄所说:“目录学理论始终未能形成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甚至连目录学本身的名字称谓在古代目录学理论中都始终没有明白的确定下来。”[10]由于中国古典目录学既没有精于此学的专家“聚精会神以贯之”的研究,又没有较早的独立成科,这就很难使其理论体系完整化、科学化了。

第四,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有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和目录家目录学四大流派。史家目录学家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代表观点;读书家目录学的观点是将目录之学视为读书入门的途径;藏书家目录学的观点是视目录学为访书、藏书、校书的工具;目录学家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百宋千元”版刻的一门学问。[10]各家各引一端,独立发展,这也很难使中国古典目录学形成准确、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三、重文史而略技工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向是重文史而轻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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