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分析

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来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导致统治者内部发生变化，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意欲图强。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在“中体西用”口号的背景下产生的。魏源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实际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开端。一八六一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创造了一个“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这个原则很快得到洋务派的公认，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理论，被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这个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它作为一种思想原则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即主张在封建根基上嫁接西方文明，但反对对封建的制度做根本变革，这表明了洋务派学习西学的态度。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支持中国学习西方技术和科学的“洋务运动”，遗憾当时的统治者还不可能认识到西方的最文明，最先进的并不只是他的技术和科学，而恰恰是他的民主制度，正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改变世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体制，为近代和现代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

就在中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邻国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近代的日本曾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西方国家现代技术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挑战和严峻的问题。一八五四年，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日本的幕府统治者先后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国门的条约。西方国家在日本取得了治外法权、租界权、驻兵权等种种特权利益。日本却在从一八六八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时间内，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推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日本的改革就不仅仅表现在引进西方的技术上，同时引进了西方的宪制制度。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比，中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日本从根本上对封建专制体制进行变动，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相应的“君主宪制”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以天皇名义宣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改革的纲领，其内容是：（一）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论；（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这五条誓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废除封建体制，其核心是学习西方宪制制度。关于这一点，在《维新政体书》中说得更为明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议事制度。实质就是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一八八九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从宪法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日本迅速走上西方宪制制度发展道路提供了宪法制度上的保障，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由一个与中国相同的封闭的专制国家一变而为东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宪制度化。

中日两国推进西化、富国强兵激出发时期，大致相同，过程也很相似，但是为什么日本能够一跃而成为当时在亚洲的惟一强国，我们则始终积弱不振，而区被列强分割的灾祸接踵而来，其原因何在？

一、洋务派和倒幕派对本国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二、洋务运动依赖洋人办企业，导致企业难以发达。日本在人才引进和管理使用上，既大量引进，又大力培养本国人才。明治政府的这些做法，是落后国家争取人才、技术自主自立的正确方法和道路。洋务运动的技术却是事事仰赖于外国侵略者。三、中国只

注重军事武器硬件改革，并没有大力发展工业或改革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日本则相反。四、中国洋务运动无法获得太多人的支持，朝中的重要官员如倭仁等保守派，对洋务运动采取仇视的态度，使洋务运动进行得十分困难。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倒幕派是一支以低阶武士、商人、新兴地主、大名等组成，人数众多，彼此团结。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同步进行，在借鉴西方民主宪政的基础上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这一点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洋务运动前后30余年，在文化观念意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诸方面，都进行过一定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面貌，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但是，洋务运动所采用的具有现代化变革意义的措施，往往被套入了传统的框架。他们希望并切实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却试图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来维护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求现代化变革的依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推进的现代化事业受到传统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扭曲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