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格非《望春风》多重叙述角度下的故乡形象

浅析格非《望春风》多重叙述角度下的故乡形象

发表时间：2018-09-18T10:01:29.453Z 来源：《知识-力量》1月中作者：毛晓梅

[导读] 2016年，格非的《望春风》在全国掀起一股“归乡”之风，在作品中，作者通过三个方面来展现他对当代乡村形象的解读：边缘人物的视角来补充“正史”，复调式的叙述声音来重新构建记忆中的“故乡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2016年，格非的《望春风》在全国掀起一股“归乡”之风，在作品中，作者通过三个方面来展现他对当代乡村形象的解读：边缘人物的视角来补充“正史”，复调式的叙述声音来重新构建记忆中的“故乡”，“元小说”模式下饱含温情地“故乡”精神再塑造。在这三个方面又衍生出四个叙述视角：作者、故事陈述者、中年赵伯渝、儿童赵伯渝，在不同的叙述视角的观照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阶段的“主人公”对“故乡”形象的不同理解，由此，展现故乡的多重面貌。

关键词：归乡；多重叙述声音；元小说叙事；故乡形象

前言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格非同其他先锋派的作家一样，在创作上逐渐远离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形式和语言上的炫技，转而向传统回归。《望春风》既是这样一部集传统与先锋于一体的力作，他不再拘泥于先锋小说惯用的手法，例如：叙事圈套、重复、空白、元小说叙事模式，由重视语言和形式的先锋特征转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们从中既能够看见史传的笔法来为故乡人物画像，接续了《江南三部曲》传达的“桃花源”思想，又采用了“元小说”的西方技法来塑造多样的“故乡”形象，谱就了一曲动人心弦的乡村挽歌。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也是煞费苦心，通过多重的叙事角度来为乡村画像，为作者记忆中的“儒里赵村”立传，也是为生活在儒里赵村的各个鲜活的个体立传。

在作者的笔下，儒里赵村既是古时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它也是儿时的“我”眼里风景秀丽的乐园；但到了“我”离乡以及“归乡”之时，乡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大规模的拆迁使家乡变成了一堆废墟。虽然在小说的最后，作者使用寓言式的创作手法，重返了故乡，并在便通庵与春琴过上了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让故乡重新散发生机。作者通过对儒里赵村50多年的乡村变迁，经过不同视角清晰地向我们展示近代乡村的消亡之路。与此相呼应的是叙述者“我”身体和精神上的一次回乡之旅。

一、乡村“边缘人物”视角下的故乡

在小说的第一章中，教书先生赵锡光就在课堂上“讲史论古”，作者借他之口说出儒里赵村曾经的辉煌历史与古今的风流人物。本身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儒里赵村里包容共生的局面：它既容得下来历不明、满口“怪话”的外乡人唐文宽，也容得下娼妓出身且行为放浪的女子王曼卿，还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行为不端”的算命先生。儒里赵村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能够在其中谋得一份想要的“安定”，但是这“安定”又必须是置身事外的，也就是这些人物与儒里赵村必须保持着游离的状态，远离乡村的“正史”。文章中的叙述者赵伯渝（儿时）与他的父亲赵云仙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不参与到儒里赵村的乡村建设，甚至为了在村庄里获得一定的庇护，必须依靠村庄中的权威人物。在故事开篇就写到父亲带着“我”去半塘为农会主任赵德正说亲，以求日子好过一点。也正得益于这样的“边缘”生活状态，主人公才能够从近似“局外人”的角度书写乡村风景人情。

作者透过这个边缘人物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儒里赵村并不像赵锡光口中的“世代簪缨”“名家辈出”的模样，儒里赵村的“正史”被“边缘人物”眼中的充满血肉人物给一步步消解。像曾为陈毅抚琴的具有名士风度的赵孟舒，他拥有“停云”“枕流”两把古琴，晚年与小他十八九岁妓女出身的王曼卿隐居在焦雨山房里，过着隐逸的生活。在后期的文革批斗中，作为一个陪斗者，他因长时间站在台上而不自禁地拉了一身屎，文人气度瞬间消失殆尽。再如教书先生赵锡光，他要求学生叫他的妻子冯金宝为“冯先生”。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先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当吵起架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一样，“赵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

作者就是通过边缘化的视角，描写儒里赵村50多年的历史变迁，使当中的众多极富有个性的人物跃然纸上，也使“故乡”这个悠久而又鲜活的形象透过“边缘人物”赵伯渝的视角得以全景式、多维度地展开，在其视角下，故乡呈现出区别于赵锡光“讲史论古”话语下书面儒里赵的形象，而是使存在于传说中、史书中的故乡在走向现实的过程中迸射出生机。

二、复调式叙述话语构筑的多维空间

在阅读《望春风》时，经常会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叙事角度而产生的两种不同叙述声音。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儒里赵村的一个身世堪怜的孤儿赵伯渝。中年时期的赵伯渝在回忆关于故乡的人或事时采取了来自未来和过去的两重声音讲述儒里赵的变迁史。一套是成人的叙述话语，一套是由“儿童视角”所观察到的来自于的过去的叙述话语。在文章的第一章节中，乡村在童年的赵伯渝眼中无疑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无限希望的模样。但就在同一章节，作者就安排了有着另一种思维模式的中年叙述者赵伯渝出现，当儿时的他在婶婶家吃了闭门羹之后，小说中写道：“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的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这段话很明显出自于中年赵伯渝的回忆，表述他在回想往事时对该事件的感悟。

这种由同一叙事者在不同时空所说出来的出来的两种声音交杂在一起，大大地拓宽了文本所表述内容的宽度及深度。与此同时，儿时赵伯渝的“声音”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人物视角也由儿童发展到青年时期，主要集中在第一、二章中。而赵伯渝的来自现代的“声音”随着回忆向真实靠近渐渐地加强，从第一章中稍有闪现，第二章时出现的更加频繁，截止第三章《余闻》以后，两个时空的声音达成一致，间或穿插着回忆，偶尔出现一两句符合该时间见证者身份的话。这种叙述角度的选取，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阅读的流畅性，但是却也启发读者在阅读时从两种不同的叙述角度入手，去思考两个叙述声音所描画出的乡村的形象。

整个故事的主线是随着儿童赵伯渝的年龄的增长，其眼中的故乡也增加的更加有活力，这种活力与生机在第二章赵伯渝即将离乡前往南京寻找母亲时到达顶峰。这表明，在离乡之前，故乡的面貌一直是温情的、充满烟火气的；另一条叙述线索则是中年赵伯渝对乡村的深情回望，是站在一个离乡后逐渐归乡的“故乡回归者”的角度来见证故乡的一系列变化，因为已经见过故乡的颓败和芜杂，所以在回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