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多年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努力适应市场变化，走出了一条自我积累、自我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快速发展之路。城商行作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践行者，在繁荣地方经济、支持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百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城商行经营管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不良贷款上升，盈利能力下降，各类风险显现。2019年以来，接连出现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重组和营口沿海银行发生挤兑等风险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城商行生存与发展的双重考验迫在眉睫。如何顺应经济发展形势，深度激发经营活力？如何在严监管、去杠杆、稳增长之间把握平衡，找到一条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当前城商行不容回避的课题。

我国城商行发展现状

纵观城商行现状，整体发展较快，但个体之间主要业绩指标参差不齐，呈现出“四低五分化”特征。

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19年末，全国134家城商行总资产达到37.28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的12.85%；实现净利润2509亿元，占全国银行业的12.59%；净息差为2.09%，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0.11%；资产利润率为0.70%，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0.17%；不

良贷款率为2.32%，较银行业平均水平高0.46%；拨备覆盖率为153.96%，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32.12%；资本充足率为12.70%，较银行业平均水平低1.94%。

净利润、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产配置五个层面呈现明显分化。

第一，净利润严重分化。以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为代表的第一梯队城商行，净利润超过或接近200亿元，已实现跨区域经营、完成上市，市值突破千亿元，规模甚至超过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以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年净利润均已超过100亿元。徽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哈尔滨银行、杭州银行、贵阳银行5家净利润均超过50亿元，展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净利润在50亿元以下、20亿元以上的有20家，这批城商行同头部10家相比虽有差距，但仍具备较好的盈利表现；20亿元以下、10亿元以上的有24家；其余均在10亿元以下，盈利能力较弱。值得关注的是，有37家城商行净利润为负增长，如果净利润增长持续为负而侵蚀资本，这些城商行的生存与发展将难以为继。

第二，资产规模分化，头部特征突出。千亿级以上的城商行达86家，千亿级以下的有48家。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以上的17家，其中3家突破了两万亿元，6家突破了万亿元；资产规模在4000亿～5000亿元的有5家。这22家的总资产达19.62万亿元，占城商行整体资产总额的54.39%。

第三，资产质量呈现随区域经济水平分化的特征。134家城商行中仅有7家不良贷款率在1%以下，占比为5.22%。从低到高依次为海南银行（0.36%）、台州银行（0.63%）、湖州银行（0.66%）、厦门国际银行（0.73%）、宁波银行

（0.78%）、广州银行（0.86%）、南京银行（0.89%），主要在浙江和广东等发达地区。不良贷款率在3%～4%的有8家，四川3家、山东2家，宁夏、辽宁、河南各1家；不良贷款率超过4%的有6家，分布于山东、四川、青海、云南、河北五地。

第四，盈利能力分化。在已披露资本利润率ROE的108家城商行中，ROE在15%以上的仅12家，占比为11%；ROE在10%～15%的有38家；在10%以下的达58家，其中5%以下的有18家。

第五，资产配置分化。信贷资产占比严重低于非信贷资产，资产机构配置脱实明显。134家城商行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平均不到45%，其中有42家在40%以下、15家在35%以下、4家在30%以下。

由此可见，目前城商行群体发展中“马太效应”明显。个别优秀的城商行具备明显的规模与质量优势，持续发展确定性较强；而大部分城商行由于发展战略、资源禀赋、盈利能力、产品创新等方面弱势明显，核心竞争力不足，发展后劲匮乏，面临着如何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拷问。

城商行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

面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城商行面临着外部形势严峻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双重考验。

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城商行稳健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看，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深度调整期，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低迷，经济走势很可能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特征。从国内看，国内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叠加，高科技产业供应链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深，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2020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城商行经营管理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适应性均面临考验。

经营同质化趋势明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足。城商行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冲动下，大多采取“跟随式”战略，乐于“小而全”，从而走上与大型银行高度同质化竞争的道路。缺乏对市场、客户、产品的量身定制和自主创新，致使产品种类、服

务功能、营销模式等缺乏品牌特色优势。偏好于将有限资源要素投入到短期见效快的经营活动上，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主要指向短期的年度业绩类指标，缺乏对特色培育、竞争优势、品牌塑造等长期发展类指标的考核，指挥棒对长期持续发展的导向作用不够，导致在市场中没有比较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资本补充内生能力不足，外源渠道狭窄，持续发展空间受限。商业银行的发展规模受监管政策对资本充足最低要求的制约。在巴塞尔资本协议Ⅲ新标准的约束下，城商行的发展面临日益增加的资本不足压力。从内源性补充来看，由于近些年城商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对资本消耗与盈利下降对资本补充减弱的“负向作用”，加大了资本补充缺口。从外源性补充来看，城商行有效资本补充渠道、补充工具不多。尽管2016年以来，部分城商行通过配售、定向增发、次级债、永续债等方式，使资本补充压力有所缓解；但就整体长期而言，资本补充满足程度有限。2020年1月7日，国务院金融委第十四次会议又进一步重申，要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问题，但政策传导效应、投资者认可度及城商行资本补充时效还有待检验。

各类风险交织积聚，风险管控能力面临考验。随着国家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城商行信用环境转弱，不良贷款累积增多，资产质量普遍承压。尽管目前城商行普遍收紧不良贷款识别标准并做积极清转处置，但风险管控压力仍不断增加。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风险能力偏弱的民营企业贷款比重上升，持续性信用风险暴露的可能性增加；二是部分城商行信贷资金大量投放于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具有政府背景的PPP项目，加剧了期限错配而致的流动性风险；三是包商银行风险事件之后，同业间的刚兑被打破，市场主体对中小银行的不信任情绪加剧。流动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