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传播学引论》·复习笔记——第十一章批判学派(下)透视.

传播学引论（增补版）第十一章批判学派（下）：透视

第一节历史素描

传播学批判学派两大发展时期：孕育时期和勃兴时期

一、孕育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代）

从学科渊源继承看，经验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兴奋点在于传播的规律；而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兴奋点在于传播的意义。

就学科内容说，传播学的批判学派追溯到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从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从浪漫派到现代派表现出的批判意识，以及马克思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深刻批判，归根结底都孕育批判学派的肥沃土壤。

1、法兰克福学派

当今马克思主义分为两股潮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索的核心问题，既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文化。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其《历史与阶级意识》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但战前战后占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舞台中心的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

1923年，法兰克福学派形成；

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所，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脱颖而出；

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所专刊《社会研究杂志》；

1934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重建社会研究所（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第一次合作与冲突发生在此时此地）；

1949~1950年，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返德，在法兰克福恢复社会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当欧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马尔库塞留美成为新左派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由于马尔库塞的巨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才引起普遍关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广为人知。

2、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相对举，当代的一切思想学说都分别归属这两大类型。

1937年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定思想根基的论文，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宣言，也是当今各种批判思潮的源头。

批判理论同传统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之中，旨在帮助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从既定事实出发，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化结论；而批判理论则被自己放在既定秩序之外，旨在颠覆这个再生产过程，首先是破坏一切既定秩序，证明它们是同人的本质相背离的。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首先表现为一种立场，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别是从主体的不同种，而不是从客体的不同种产生的。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传统研究与批判研究、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在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1938~1941年那次半途而废的合作研究中，得到一次具体展示。

批判理论坚持在理解各种“事实”之前，必须先把握社会的“总体”，而传统的经验科学、实证科学对这一“总体”却无能为力。

拉扎斯菲尔德《论经营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成为后人研究经验学派与批

判学派的一份经典文献。

批判学派的兴起与法兰克福学派直接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四大先驱的开拓性研究，就不会有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同样，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很难设想会在传播学中出现批判学派。

二、勃兴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

批判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崭露头角。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是个风起云涌、波涛起伏、个性动荡、造反、批判的时代，“武器的批判”时代，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批判理论骤然风行于世，大放异彩。不仅成为当时欧洲激进运动的思想旗帜，而且其锋芒触角几乎深入所有的学科领域，在思想界、学术界掀起一阵阵批判的浪潮。

批判学派的策源地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有两股学术实力，最早酝酿了传播研究中的这场变革：一是G·默多克和P·戈尔丁为代表的累斯特大学所属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探讨媒介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控制问题，着眼点在经济方面，又被称“政治经济学派”；一是R·霍加特和S·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大学所属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展开研究，将传播活动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立足点在于文化，他们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学派”。

经验学派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传播协会”；批判学派国际组织——“大众传播研究国际协会”，总部在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目前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巴黎大学的A·马特拉。累斯特大学的詹姆斯·哈洛伦，芬兰坦佩雷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教授K·努登施特伦，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的C·哈默林克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

第二节政治·经济·文化

批判学派的研究领域大致分三个研究方面：第一是政治，第二是经济，第三是文化。

一、传播与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向把革命斗争的问题归结到意识形态上，把政治实践归结为文化批判。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动摇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0世纪20年代）提出“物化”概念，分析支配当代多数人头脑的物化意识，“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现实”，其集中表现就是商品拜物教，这种虚假意识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层。

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人物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又称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不仅依赖暴力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从而使被统治阶级在心理上、意识上、观念上都服从于现状，满足于现状。这种领导权必须建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信仰上，也就是建立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上，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一切意识或理论不只是现实的映像，而且还是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们与现实处在互动之中，并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产生决定作用。在

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统治阶级越来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操纵，无产阶级越来越同化于富裕社会的消费观念，异化现象无所不在已导致批判意识的消逝，而所有意思形态又都服务于既定秩序，是指神圣化、普遍化。

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代表弗洛姆看来，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制造并传播种种幻想和神话，从而把人们淹没于其中；二是把现实的真相压入无意识领域，阻止人们去觉察事实的真相。任何来自生活的实际经验或体验在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上之前，都必须首先经过“社会过滤器”的筛选与过滤。社会过滤器分为三个层面，意识语言，二是逻辑，三是社会禁忌。其中社会禁忌最为重要，它不允许某些经验或体验进入意识领域，即使进入也被它遣送回无意识，而社会禁忌正式由意识形态来执行的。

人们以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思维的产物，实际上不过是代表某些潜在的力量在思考，他们思考的不过是允许被思考的东西。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如果人们要从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砸碎幻想的锁链，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操纵。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批判。

传播学批判学派从政治角度对传播所作的思考，基本上继承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论述更具哲学的深度和历史的厚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则更为具体，更为实在。

针对经验学派以“多元”为据否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作用这一倾向，批判学派坚持认为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S·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1982）：美国传播学研究：20年代萌芽—40年代形成—50、60年代全盛，这一过程同行为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是平行的，貌似中立的行为主义实际上却隐含着意识形态的背景，这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多元观。多元观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相对抗，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和阶级对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多元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所构成，其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共同一向，即所谓“广泛的社会合意”，而媒介无非是它的反应和表现。多元主义掩盖了发达国家“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利的集中垄断、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中，在意识形态的总体构成中媒介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经验学派的研究领域，多元主义与“野蛮而顽固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相结合，在‘纯粹科学’的招牌下提出了一套混淆视听的伪理论”。媒介信息并不是“社会合意”的反应和体现，正相反他是这种虚伪合意的制造者，资产阶级大众媒介在标榜“不偏不党”的同时，实际上采取的是维护现存制度的立场。媒介并不止于消极地传达新闻和信息，而是积极地从事着某种有意识的灌输活动，它在意识形态内容的产生和再生产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英国批判学者N·加纳姆归纳的批判学派“传播与意识形态研究”的5个主要观点：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媒介所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得以发挥出来；大众传播媒介所设定的“议程”是一种高度人工合成物，它经过传播者的新闻价值标准过滤筛选，一般采取支持现存制度的立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依存于其“非党派性”和“中立”的招牌，这些招牌给人一种可信赖感，从而使媒介设定和提示的“议程”能对受众产生巨大影响；资产阶级媒介在立场和价值观方面基本是与人民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