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江南文化与文学

浅论江南文化与文学

文人也一直将其视作江南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诗中得到大量认证。[5]

如果梳理一下自太伯奔吴以来的江南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脉络，即经济、文化与政治的相反相成。“相反相成”一词用哲学上的专业术语讲叫“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两个对立的事物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促成即相反的东西也相互依赖，具有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政治的失败，甚至说政治的失败成就了经济的繁荣。江南的经济，得益于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勤劳的民风，也得益于江南政权的柔弱。江南的政权，无论是曾经问鼎中原的战国豪强，还是以后众多地方割据，所谓的“偏安政权”，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总难免在与中原政权的角逐中处于下风，难得取胜甚至干脆被消灭。数千年间，仅在号称“帝王之都”的金陵建都的政权就近十个，但这些政权却无一例外的短暂而亡。这种弱势使得江南的君王缺乏一统天下的强悍政治欲望，只满足于维持小朝廷而偏安一隅，从而减少了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杀伐，使江南的经济社会得以稳步发展。但政治失败的阴影却也由此被植进江南文化的记忆深处。这种来自政治失败的创痕和无法恢复昔日尊荣的隐痛，构成了江南文化的一个独特背景。这一点反而与西方广为流行与提倡的“悲剧艺术的价值”相一致，只不过此处并不是审美价值，而是某种程度上有点歪打正着地为文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就拿中国的山水诗来说，山水意象最早在《诗经》中便有踪迹，只是当时尚未成风。此后很长时间，在魏晋号称“文的自觉”时代，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可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然而也未能引发大量的山水诗创作。中国山水诗的真正鼻祖是东晋的谢灵运，并在南朝形成了新一代的诗歌风貌，这也与南朝继承了东晋的领土有关。东晋政权正是在南方建都，代表大都市有今天的江苏南京和浙江绍兴，绍兴堪称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据考证，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6]而且需要一提的是，魏晋时期堪称典型乱世，文人之间兴起“谈玄论道”之风，当时盛行的类似于“鸵鸟政策”的玄学思潮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合起来，引导士大夫们从自然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这就导致了玄言诗中亦出现山水佳句。所以一般认为山水诗是脱胎于玄言诗的。另据南朝文学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交代，崇尚清淡之风也带来赞美山水隽语的发达。然而以玄学著称并以玄言诗为当时文坛主流的的北方文学里为何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唯一缺少的要素便是南方令人流连忘返于其间的佳山丽水。因为只有佳山丽水才具有视觉上的审美价值，从而使人陶醉，进而对于文人来讲才能够激发出自己的创作欲望和冲动。倘若是荒山恶水，那结果可想而知。此外，不仅仅是山水诗，就拿江南文人的著名代表之一，使词最终由“艳科”登上了大雅之堂的南唐后主李煜来说，他的词作风格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即亡国前的特征是绮丽柔靡，这正是典型的江南之风。这或许就是环境对人的那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吧。即使是亡国后被押往汴京，词风也变得凄凉悲壮、意境深远，然而其中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流传千古的名作中所使用的意象及其形成的意境，仍然带有很强烈的江南味道。

回到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上来，在这种环境中，江南文化尤其是江南文人文化便沿着在政治挤压下追求生命自由的轨迹前进。毫无疑问，江南文人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处侧重体现出的是儒家思想中那种积极出世的精神。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江南文化中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他们二人都是江南人，顾宪成那副已流芳百年的的对联至今仍保留于无锡东林书院，影响深远，其他例子也就无需多举。只是，江南文人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江南在古代就在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列，如扬州，一度为全国首富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面所说，扬州虽然地处江北但实际上自古以来它始终在江南文化范围之内。即使是到了今天，虽有一定变化，但总的说来，现如今的江南经济依然是沿袭了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的。这一点有目共睹。那么古时候的朝廷也是看在眼里，做出行动，他们除了通过远重于其他地方的赋税来从经济上制约江南而外，更对江南的文人严加管束控制。明代的东林党案，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迫害对象主要就是江南文人。清代大思想家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正表达了这种沉痛的感受。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也就自然而然地逼使江南文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于是，他们更多地到老庄之学和佛学中去汲取思想资源，到大自然和艺术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他们退回到内心世界，在对人性和心灵的体验中寻求人生的自由境界，在对身边事物和个人趣味的赏玩中去享受智慧的愉悦。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个性的追求，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多地通过文学艺术去释放，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去实现。而江南发达的经济恰恰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支撑，江南的青山绿水更为他们抵御人生压迫、舒缓精神紧张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格精神得以伸展，他们的个性智慧得以张扬，他们的审美触角被打磨得愈发敏锐，而现实世界的纷扰则被拒于一定距离之外。这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的一些心态和表现同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心态及表现是可以找到很多共同点的，正所谓联系是普遍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江南文化典籍之众多，江南文学之繁盛，江南文人画之发达，江南艺术门类之丰富和水平之高，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多为江南人士，正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有密切关联。[7]因此有时尽管时代不同，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等也不尽相同，但不同时代人们的心态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相互是可以打通的。尤其是文人，因为尽管今天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在过去，能读书的人，绝对是那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观察力普遍高人一筹，思想也就格外敏感。加上古时候“学而优则仕”，读书读得好最后是可以当官的，他们亲自步入政坛后，得到的是亲身经历，体会和感受自然是格外地深切。时代虽不断有变，但深处内涵却总是息息相关，这或许也是文学这条长河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江南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六朝。需要说明的是，三国时期尽管文学重心在北方的魏国，但此处谈论的是江南文学，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讲，切入点应为江南文学的发展轨迹。那么为什么高潮会出现在在六朝时期，是因为六朝的都城在南京，在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自然经济下，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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