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中国古代学校演变学校的产生中国的教育是在原始社会诞生的，最初是渔猎和农耕等劳动技术的传授，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制耒耕作”，就是一种证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教育与生产劳动走向分离，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需要在专门的场所进行，这就出现了学校。

文字记载显示，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代已经出现了学校，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同名称的学校，可能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

目前，我们能够比较清晰了解的是周代的学校，因为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制度加以维护。

大体说来，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

“国学”是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供大贵族子弟就读；“乡学”是各地设立的地方学校，供普通贵族子弟就读。

按照学习的程度，又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

小学是启蒙教育，除了识文断字以外，还要学习礼节仪式、音乐舞蹈、骑马射箭、书写计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大学则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以便日后参与国家治理。

设在周王朝都城的大学叫做“辟雍”，规模较大，分作五个部分，“辟雍”居中，四面环以圆形水池，水南叫“成均”，学习乐舞；水北叫“上庠”，学习典籍；水东叫“东序”，学习干戈；水西叫“瞽宗”，学习礼德。

中间的“辟雍”则是天子亲临讲学的地方。

设在诸侯国都城的大学叫做“泮宫”，规模较小，规定只能环绕半圆，称为“泮水”。

以上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控制，培养贵族子弟，一般庶民和奴隶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官学”。

私学的兴起公元前8世纪以后，周王朝的统治逐渐衰微，各地的诸侯国逐渐强大，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

国家对“官学”的控制力逐渐丧失，许多典籍开始流落到民间，一些通晓诗书的知识阶层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士”。

这些“士”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聚众讲学，发表政见，力图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指明一条路径，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私学”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孔子就是这种“私学”的创建者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教育史的黄金时代。

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稷下学宫的出现是那个时代思想与教育繁盛的明证。

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斗的政治局面，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士”提供了活跃的舞台，他们面对社会变化与发展，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由于他们各自的见解不同，又分别聚拢一些弟子宣讲与传授，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习惯上所说的“诸子百家”。

“百”是个约数，不是实数，表示很多。

“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倾向于积极进取，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

“道家”以老子、庄子等代表，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强调“道法自然”，弃仁绝义，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倾向于消极退守，与儒家形成明显对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互相影响，成为影响仅次于儒家的思想流派。

“墨家”以墨翟为代表，主张不分亲疏，人人互爱互助，反对不义的侵略和兼并，提倡尊贤和节制用度等，强调功利，重视实践，因而涉及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可惜后来衰微。

“法家”以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国，内部分为不同派别，而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基。

此外，还有辩论名实问题的“名家”，研究军事问题的“兵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阴阳家”和以纵横之策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等等。

稷下学宫战国时代的齐国为了培养和延揽人才，实现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在都城临淄设立了一座学校，因位于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

学宫不但有规模宏大的校舍设施，还有相当正规的教学活动和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

由于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就读者只发议论而不担责任，因此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活跃，学派林立并存，各派之间围绕天人关系、古今之变、礼法、义利等问题展开辩论，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最盛时期的游学之士多达数千人。

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

战国时期的名士邹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学习，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职，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学宫的“祭酒”（学宫的最高领导人）。

古代学校的两大系统古代教育也是两条腿走路，即官学与私学。

两个系统又拥有不同的学校。

古代官学太学与国子监太学原本指周代设立在天子都城的学校，也称“辟雍”。

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取名“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授，置博士弟子50人，历经发展，到公元一世纪末的王莽掌政时期，太学弟子已多达一万余人，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中期，设立在洛阳的太学，就读学生竟多达三万人，可见中国古代官学规模之大。

公元278年，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又设立更高一级的“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而原来的太学，则招收六品以下的官员子弟。

国子监由晋代的国子学发展而来，至公元六世纪，隋文帝改国子监为“国子寺”，统一管理国子学、太学等，尔后又将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唐代沿袭旧制，在国子监下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称为“六学”。

六学之中，国子学地位最高，吸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吸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其他则吸收低级官员子弟，还可吸收一定数量的庶民子弟，同时还有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外国学生前来留学。

唐代以后，国子监几经变化，到明代成为兼有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性质的东西，到清代又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职权范围已大大缩小。

国子监的教师分为“博士”和“助教”，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仍称为“祭酒”，副手称“司业”，协助祭酒工作，以下有“监丞”，负责制度和纪律；“典薄”，负责文书财会；“典籍”，负责图书资料。

凡是入监读书的学生统统称为“监生”，因出身与入学方式各异而有不同的称呼。

现存完好的国子监在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旧址。

古代私学私塾与书院私塾在古代又称“学塾”、“教馆”、“乡塾”、“家塾”等，历史渊源很早，《尚书》中已有记载，单称“塾”。

西周时期，塾是乡学的一种。

一般认为，孔子创立的私学就应当属于“塾”。

“私塾”的名称是近代以来的事。

按照施行教学的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

蒙馆的学生主要为儿童，重点是识字和启蒙；经馆的学生则主要是成年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科举。

私塾在设置方面，又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等。

义塾是公益性的，面向清贫家庭的子弟；族塾则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往往设在宗祠内，招收本族子弟就读；家塾是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不拘姓氏。

私塾教师的文化水平悬差别很大，既有名师大儒，也有粗通文墨的平庸之辈。

由于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缓慢平稳，私塾的教学形式与内容也很少变化，大量存在的私塾为古代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点类似今天的私立大学。

它最早出现在公元639年的唐代初年，是一个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

其后，唐朝中央政府设立“书院”，用于收藏和校勘图书。

到公元十世纪中叶的宋代初年，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才真正兴起。

这是因为国家统一之后的文教事业还处于落后状态，而广大读书人又迫切希望通过求学获取功名，这就为书院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并很快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到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二个高潮。

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加强对书院的官方控制，使书院教育逐渐走向官学化。

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叶，随理学的又一次活跃，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三个高潮，而在公元十八世纪的清朝建立后，书院已完全被官方控制，演变为官学的附庸。

总观书院教育，其教学内容与官学并无太大不同，但它以研究和讲解理学为根本，除了名师讲授，注重学生自学，同时提倡学术自由和辩论，这都是书院教育有益于后世的特点所在。

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市）、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市）、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市）和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另一说有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而无石鼓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影响最大。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最早开展讲学的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已是名流李渤的读书场所。

公元十世纪时建为“学馆”，宋代初年改为书院，到南宋理学家朱熹来此主持和讲学，白鹿洞书院才闻名天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明确规定了如何为学、修身、接物，为书院教育奠定办学宗旨，并为其他后起书院所遵循。

目前书院旧址保存基本完好。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公元976年创建，后不断修葺扩建，至南宋时张栻、朱熹等大儒在此讲学，学生多达千人，名播天下，为传播儒家文化，培养潇湘人才贡献巨大，历经沧桑，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现仍为湖南大学校址，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古代学校的终结新式学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末年，兴起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新式教育。

1862年，首创“京师同文馆”，研习外语，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随后，洋务派在各地又兴建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等技术和军事学堂，这些学堂与旧有的官学、私学已有本质不同。

1895年以后，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各种科目的学堂如雨后春笋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旧式教育宣告正式结束，近代新式教育正式走上前台，原有的各级官学和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的培养目标已不是各级官吏，而是通晓专业技术的人才；学习内容已不是原来的四书五经，而是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学方式和学习期限都具有了新式教育的特征。

古代学校教育被新式教育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古代的教育也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智慧，能够为完善我们今天的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学的产生在欧洲的中世纪学校非常少，在基督教控制着全部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时候，只有非常少量的、非常小规模的学校是建在修道院里的和由教会直接掌控。

他们基本上不研究私塾的学问，也不探究自然的奥秘。

由于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特别是两次大翻译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的知识到了欧洲。

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迫切要求能够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活动方式来接纳和搜索这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