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必：科学、科学精神与科学发展

范必：科学、科学精神与科学发展

原创2016-02-25 范必公共政策研究

将“发展观”定位于“科学”，需要首先认识什么是科学。在促进科学发展的时候，需要经常问一问，我们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学精神，是否具有科学态度，是否掌握了科学方法。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什么是科学

自“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知，但究竟什么是科学并不容易解释。从词源上讲，英文science，法文scientin均来自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指知识、学问。近代中国将这一词汇译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意思。《礼记·大学》中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要求得知识和事物的奥妙，就要去亲自去试一试。19世纪末，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意为“分科之学”。康有为引进并使用了这一概念，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代替了“格致”。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运用至今。

近几个世纪，中外很多学者都对“科学”进行过解释，众说纷纭中相对一致的意见是，科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探索研究活动。科学探索取得的成果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即科学知识。随着人们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深入，科学家必须开展协作并要得到国家、社会的支持，这时科学探索成了一种社会事业。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包括了科学活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观察实验）与科学范式（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广泛的内容。

二、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发展历程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早就蕴涵着科学的原素，从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到德漠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再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经出现了科学精神的萌动。

在中世纪，科学一度沦为宗教的婢女。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科学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在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于17世纪催生了近代科学，科学精神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对科学精神的内涵历史上论述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罗伯特·默顿，1942年他提出科学精神的四种规范，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

——普遍主义。判断一种学说是否是科学，不受这一学说倡导者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的影响，也不是看它是否与某权威相一致，而是看它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

——公有性。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遗产。用人名命名的定律和理论并不表明它们为发现者及其后代所独占，而只是一种记忆方法和对发明者进行纪念的方式而已。

——无私利性。科学起源于人们的好奇。科学事业的高尚就在于，科学探索者不以追求金钱、名誉、地位为目的，而应该探求真理，实事求是，无私奉献，承先启后；不是为了他人利益，更不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是为了人类知识增长这个本身利益；不应有其他私人利益或动机妨碍这个目的的实现；不因个人的利害关系影响对科学新理论、新认识的提出、接受、排斥或辨别，从而影响其对真理的忠诚。

——有组织的怀疑。怀疑本身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敢于向己经确立的规则、权威、既定程序提出疑问，但这种怀疑不是怀疑一切，而是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怀疑，是借助于经验的和逻辑的标准所进行的理性主义分析。科学工作者无论对于自己艰苦探索得来的知识，还是他人的研究成果，都必须经过科学实验的检验，不断地

提出怀疑与批判，而当发现与实践不符时，都应该勇敢地改善、修正，甚至抛弃之。

历史证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科学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显示了更强大的力量，科学工作者在继承原有科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的发展了科学精神。现代科学发扬了理性精神，注重运用实验和逻辑（数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更加注重实证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结合；更加注重自由创新，使现代科学彻底革新了近代科学所确立的自然观和宇宙论；更加注重竞争与合作，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共同体，加速了科学体系的分化与综合。

三、科学与科学精神在中国

科学诞生于西方，进入中国也就一百多年。古代的中国，有技术、有发明，但没能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科学家逐步形成了“为科学而科学，为思想而思想的”的传统和习惯；中国历史上不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但鲜有为科学献身的志士。科学精神的缺失是中国思想领域的基本国情。

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很大程度上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历史主题密切相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君子不器”文化传统，长期视西方科学为“奇技淫巧”。鸦片战争中，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西方科学首先用于军事制造，后扩大到民用领域，再逐步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洋务派知识分子及官员始终把“中体西用”奉为圭臬，将西方科学看作是“技”或“器”，是“有用之物”，并没有发现科学的精神实质所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可以称为“器物科学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由于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五四青年们无不把科学视为神圣，以为依靠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当科学派则高呼“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另一种主张“拯救信仰”、“保存国粹”反对西化的思想也在酝酿，终于在1923年引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史称“科玄之争”。玄学派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科学派高举科学的大旗，主张学习西方，倡导科学的人生观，这在科学十分落后、封建专制文化盛行的中国，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支持。但科学派把科学理想化、神圣化，甚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辟了唯科学主义的先河。这恰恰违反了科学需要怀疑、批判的精神实质，对后来科学精神的弘扬造成了负面影响。可以说，“五四”对科学精神的启蒙也还不够彻底。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十分重视发展科学事业。遗憾的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使科学精神被无情地抛弃。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口号。一些著名科学家也丧失了崇尚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这些观点论证作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撅，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这一时期，科学事业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缓慢前行，不时也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大庆油田的自主勘探开发等，正是其中辉煌的例证。但在这些科学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并没有成为中国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弘扬科学精神成为时代进步的需要。但是，由于我国教育科技文化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平衡，加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封建愚昧落后的东西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新形态的迷信、伪科学时有泛起。在工作中不讲科学甚至违背科学原理和规律行事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尽管我国的科学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在某些方面、某些项目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从总体上看，科学创新还很薄弱，科学精神还非常欠缺。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大都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在强调科学的工具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存在，基本上停留在“有用即科学”的认识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