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

美专家指出经贸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原文提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鼓吹者抱有乌托邦式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向商务和资本开放其大门，发展中国家就将受益。

这种浅薄的承诺不仅转移了贫穷国家的视线，而且还分散了它们的资源，使它们无法再注重本国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创新做法。

【本刊讯】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３—４月一期刊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一篇文章，题为《梦幻中的贸易》，摘要如下：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绝非像拆除贸易和投资壁垒那样简单。

各国现在还必须遵循一整套入场要求，从新制订的专利规定到较为严格的银行标准等。

经济一体化的积极鼓吹者开列出一张实行全面体制改革的处方（根据这张处方，即使今天的先进国家也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届时发展中国家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其带来的好处，而且还可以将参与世界经济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全球经济一体化出于种种现实目的已经成为发展战略的替代物了。

世界市场是技术和资本的来源。

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去利用这些机会，那将是愚蠢的。

不过，全球化并非是发展的捷径。

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一般都需要将引进的方法与本国制度上的创新做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决策者需要依靠本国的投资者和本国的制度来制订发展战略。

经济一体化设想中代价最高的不利之处在于它竭力排斥他人为实现经济一体化而提出的一些认真的想法以及作出的努力。

真诚地接受经济一体化正统观念的国家逐步发现，本国的开放并未给它们带来好处。

尽管自８０年代以来降低了它们国家对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但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的速度还不如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进口替代时期来得快。

相比之下，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印度和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也赞成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他们采用的并不是正统方式，而是逐步地、有序地，而且是在最初的高速发展之后才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

他们还把这种做法当作一揽子更广泛的、具有诸多不同寻常特点的政策的一部分。

深度自由化所产生的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已经被吸纳到一种相当牢固的信念中去了。

那些认为全球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人现在却告诫说，仅仅开放边界是不够的。

他们指出，若想从开放中获得好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全面实行体制改革。

请思考一下贸易自由化的问题。

不论谁向世界银行的任何一位官员询问有关实施一项成功的贸易自由化计划的要求是什么，他都可能获得除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之外的一长串措施清单：为弥补关税收入而进行税收改革、为解决失业工人的问题而建立社会保障网、为使贸易行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相一致而实行行政改革、为提高行业之间人员的流动性而进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为使那些因进口竞争而伤了元气的公司得到振兴而提供技术帮助、为确保出口型公司和投资者获得熟练工人而实施培训计划等。

由于贸易自由化的承诺难以兑现，先决条件便会越加越多。

自由交易在全球一体化议程中的大多数（肯定不是所有）体制改革都是十分明智的。

而且在一个对金融、行政和政治几乎都没有什么限制的世界上，人们对实行体制改革几乎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各国政府在面对如何利用它们的财力、行政管理能力和政治资本时往往会面临艰难的抉择。

为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取得最大结果而确定制度上的重点往往要付出代价，失去一些真正的机会。

不妨请思考一下某些能够说明问题的交易。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迈克尔·芬格估计，为实施世界贸易组织三项协议（关于关税估价、卫生及植物卫生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三项协议）规定的要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花费１５亿美元。

正如芬格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数额相当于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一年的发展预算。

尽管执行金融规范和标准而支出的费用难以全面估计，但它无疑会使财政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失。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难道应该培养出更多的银行审计师和会计师，即使这种投资意味着中学老师的减少和女孩受小学教育的费用下降也罢吗？有关融入世界经济的各种规则不仅反映出某些人几乎不了解发展重点，而且这些规则本身经常是与可行的经济原则毫不相干的。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反倾销、补贴及其相应措施、农业、纺织品、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协议缺少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有的只是先进工业国家为数不多有势力的组织的重商主义利益。

一些双边和地区贸易协议的情况更糟，因为它们为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而对发展中国家强加了更为苛刻的先决条件。

在金融准则和标准的适用性方面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些准则完全是建立在英美公司管理方式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金融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的。

它们堵死了通向金融发展的其它道路，如今天的许多富裕国家（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所走过的那种道路。

在这些领域，一种“全球化至高无上”的战略排斥着可能更有利于发展的其它模式。

融入世界经济所需要的许多制度性改革就个体而言可能是可取的，或者能够带来较为广泛的经济好处。

但是，这些重点未必与全面发展议程中的重点相吻合。

亚洲神话即使人们需要为实行加入国际经济体所需要的体制改革而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这样做还可能会影响其它关键领域的投资，但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仍然申辩说，进入全球市场不可避免带来的经济的迅速发展是这些代价所无法比拟的。

他们说，人们可以以东亚四小龙和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假如没有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的流入，它们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国家因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而获得了巨大好处。

不过，只要密切注意一下是什么政策产生这些效果的，你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当时执行的政策与今天的规则手册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韩国和台湾在六七十年代的成形发展时期几乎不受各种国际规则的限制，而且也没有为现代的经济一体化付出多少代价。

当时全球的贸易规则还不完整，各国经济也不存在今天那种要求对资本流动开放边界的压力。

这些国家因此将它们向外拓展的战略与下述非正统的政策结合在一起：高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主要的银行和工业实行公有制、实行出口补贴、确定满足于国内的要求、侵犯专利权和版权、限制资本流动（其中包括外国的直接投资）等。

但是，这些政策要么已经被今天的贸易规则所排斥，要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不齿。

中国奉行的是极不正统的双轨战略。

它违反了指导手册上的几乎每一条规则（尤其是有关私有财产权的规定）。

印度在８０年代初大幅度提高了其经济增长率。

它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受到保护最多的国家之一。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在几十年中而不是在几年中逐步开放其贸易的。

它们只是在经济向高速发展过渡之后才大幅度放宽进口限制的。

所有这些国家并没有彻底废除其现行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之上成功地促使经济增长的，即便它们的制度可能是不完善的。

实际上，当某些在经济上较成功的亚洲国家屈服于西方的压力而迅速放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时，它们所得到的回报却是陷入亚洲金融危机。

因此，人们很难把这些国家当作今天全球规则中的样板。

韩国、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成功在于它们能够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而且能够充分地享受这种自由。

如果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发生冲突，今天主张经济全球化的人就难以重现上述国家的经历。

亚洲国家的经验充分表明了下述更深层次的一种看法：能够实现经济高增长的一种完善的整体发展战略在与世界经济实行一体化方面远比一种靠开放创造奇迹的纯一体化主义战略来得有效。

换言之，今天的经济全球化鼓吹者恰恰是在走回头路。

一体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动因。

像越南这样一个经济受到相对保护的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要比像海地那种经济开放的国家快得多，因为越南不同于海地，前者拥有合理运转的经济和完善的政策。

不同于有关税率和资本项目的规定，融入全球经济的行动不是决策者所能直接控制得了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说他们应该进一步“参与国际贸易”这样的话是有意义的，这就像告诉他们需要提高技术能力一样，而且同样也是有益的。

决策者需要弄清楚下述问题：哪些战略能够产生这些效果，目前的正统策略所开出的具体处方能否经得起考验。

太好就失真了降低贸易关税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吗？能够获得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平均水平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假如能够说明什么的话，那么９０年代发生的情况可以说明，进口关税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积极的联系。

只存在这样一种明确的做法，即某些国家在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逐步取消了它们对贸易的限制。

这种调研结果可以解释为何今天的富国躲在保护主义的壁垒后面开始现代的经济发展而眼下又以主张降低贸易壁垒的面目出现的原因所在。

鉴于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出限制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一种强有力的消极关系的看法看来会令人吃惊的。

实际上，经济学文献中充斥着各种跨国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如下观点：经济增长和经济变化与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

一项特别具有影响力的研究结果发现，被该项研究结果界定为“开放”的经济年增长速度要比封闭型经济快２．４５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然而，经过更加缜密的观察，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研究结果是靠不住的。

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和我通过对这些经验主义文献的细致研究发现，在经济学家获得的实际结果与他们得出的典型的政策结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例如，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状况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府未能放宽其贸易政策，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效率低下的机构、起决定作用的地理因素（如位于热带地区）、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定值过高的汇率）等。

一旦这些错误做法得到纠正，各国在贸易壁垒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关联都将不复存在。

用以证明放宽资本流动的好处的证据显得更加苍白无力。

从理论上说，资本流动的吸引力是一目了然的，即：如果资本能够自由进出建立在投资潜在受益基础之上的市场的话，结果将是全球资源得到有效分配。

可是，实际上金融市场天生就是动荡不定的，易受泡沫、恐慌、目光短浅的行为、可应验的预言等因素的干扰的。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经常伴随金融自由化而来的是金融危机———不妨问一问墨西哥、泰国和土耳其就能一清二楚了，而几乎不存在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是资本帐户自由化的结果。

经济增长始于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不无道理地为教科书中主张自由贸易的实例感到自豪。

不管理论上是怎样简单扼要，但这毕竟是我们这一行取得的最具意义的成就之一。

然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满怀热情地推行自由贸易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又在兜售一些机械式的论点，过多地强调经济开放的效果，而且把它当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手段。

可是，这种说法只会危及公众普遍对实质内容的接受，因为他们让人们对自由贸易的好处产生不现实的企盼。

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验主义的证据都无法保证深度的贸易自由化能够促使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