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都的恩人_罗哲文先生谈梁思成在二战期间保护日本古建筑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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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３５周年。在这个时候，追忆梁思成先生在二战期间保护日本古建筑的事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一些日本专家学者、社会文化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十分惊奇地发现，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前，东京、大阪等城市都被盟军轰炸得几成焦土，但靠近他们的京都、奈良却安然无恙，许多国宝文物、古建筑得以幸免保存了下来，感到非常幸运。他们猜测是否在盟军中（太平洋战争主要是美国和中国人）有人提出保护这两座古都的建议，他们一直在寻找提出这一建议的人以及“建言书”，但是一直未能真正找到。日本学界一直认为是美国人东方学专家文物学教授华纳尔博士的义举，但后来华纳尔博士亲口否认了无功于此事。１９８４年，根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回忆，他在１９４７年参加北京大学博物馆学方面的一个学术会上，梁思成先生曾经谈到二战末期在重庆的盟军要轰炸日占区时，保护那里的古建筑，同时他还提供日本奈良、京都寺院的名称和位置的简图。尽管梁思成先生亲属中有数人死于战难，对日本侵略军有深仇大恨，但他认为，建筑不是某一民族的，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分敌我都要受到保护。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地愤激氛围中，梁思成先生始终保持一份学者的冷静和理性。

１９８５年，罗哲文和郑考燮先生受日本方面邀请参加奈良古都保护国际研讨会的时候，一些日本与会的专家和社会人士知道罗哲文与郑考燮先生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和助手，特意与罗哲文和郑孝燮先生进行了交流与研讨。罗哲文在会上认真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梁思成先生于１９４４年夏秋之间带着他从李庄到重庆，协助在１：５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标绘大小不同的方的和圆的两种符号，梁思成先生要求罗哲文用绘图黑墨水、三角板、圆规描绘，并晒许多蓝图。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的一座三、四层的小楼里，这是当时中央研究院所在地。梁思成先生从哪里拿来的

日本古都的恩人

——罗哲文先生谈梁思成在二战期间保护日本古建筑的事迹

崔 勇

图纸，又在哪里用铅笔先作标记，当时的罗哲文一点也不知道。有一次，罗哲文想问梁思成先生，但梁思成先生说不要问，只管上墨描图就是了。罗哲文当时觉得这肯定是绝密的事，只是对既忧心忡忡又兴奋异常的梁思成先生的个中意蕴不得而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作无疑是梁思成先生非常乐意做的而且也是非常迫切的重要事情。在罗哲文的记忆中，那些地图绝大部分是敌占区，即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的大片地区，这是罗哲文所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日本的城市京都、奈良等地图。罗哲文随梁思成先生大约秘密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从重庆回到李庄。郑孝燮先生也回忆起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深厚情感，一座珍贵的古建筑被毁坏，几乎都要流眼泪。梁思成先生在教中国建筑史的时候，还特别提出一定要参考学习日本的古建筑，因为日本的古建筑和中国古建筑是一脉相承的。日本奈良唐照提寺就是鉴真和尚带领中国工匠修造的。中国唐代的木构建筑已经很少，规模也不大，而日本相当唐代或更早的木构建筑保存得甚多，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绝好的参证。

到底是谁当时向盟军写有保护古建筑的建言书，日本许多专家学者也做了分析并认为，只有梁思成先生才能提出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的建议。因为梁思成１９０１年出生于日本，他的童年时代是与戊戌变法而流亡日本的父亲梁启超一同在日本度过的，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古迹在梁思成的心胸烙下情真意切的深深印记。日本古建筑史的第一人、文物保护专家福山敏男分析并指出，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建言书肯定是非梁思成先生莫属。在这一交流研讨之后，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９日的《朝日新闻》（夕刊）就以醒目的标题发表《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的消息。

１９８５年，正值我国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大会召开之际，以侯仁之先生为首的政协委员建议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已经提出。罗哲文和郑孝燮先生也是提案人之一。许多政协委员都为此对梁思成先生在４０多年前就提出并采取实际行动在

战争中保护人类共同的财富的远见卓识表示称道。梁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研究所

思成先生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功绩较之１９５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财产公约》早了１０年，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７２年设立的在政府间《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近３０年。

此后，中日新闻媒体也都不断地对此事做过采访和报道。如１９９１年日本《朝日新闻周刊》以太平洋战争“开战５０年古都保护”为题再次采访了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和文物建筑专家罗哲文，并刊登了“日本文化的恩人”已故梁思成先生的照片。１９９１年《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版又以“古都的恩人”为题刊登了记者林德庆采访罗哲文谈太平洋战争中保护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古建筑及文化遗迹的经过。１９９２年《人民中国》杂志第一期（日文版）曾庆南记者以“二次大战秘话”为题再次采访了罗哲文。１９９２年１月３１日《中国红十字报》刊登了胡殷红记者访罗哲文后写的报道《古都无价、砖瓦有情》，以纪念北京解放４３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２０周年，向所有为保护中国、日本世界文化遗产作

出贡献的人致以崇高敬意。

除上述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旁证则是罗哲文

在中国营造学社共事的王世襄先生，他也在当时

为保护即将收得的敌占区文物协助梁思成先生编

制战区文物目录校对英文稿件。罗哲文和王世襄

各负其责，罗哲文所做的是在军用地图上标注符号，他所做的工作与王世襄所做的工作是配套的。

王世襄先生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０日在《中国文物报》所

写的《梁思成抢救战区文物》一文中叙述了这一件

事的前后经过，并且在文章中提及梁思成先生调

罗哲文到重庆标注军用地图的事。由于梁思成先

生不幸在中日、中美邦交恢复之前去世，他保护日

本古都的“建言书”又难以找到，这一具有重大意

义的事件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得到证实。

但罗哲文先生近日重读林徽因先生１９４４年所

写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时，发现文中特

别提及了梁思成先生保护日本古都建筑的事由。

林徽因先生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评价，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

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在欧美古建筑实物的保

护是比较晚近的进步。十九世纪以前，古代艺术的

破坏也是常事，幸存的多赖偶然的命运或工料之

坚固。十九世纪中，艺术考古之风大盛，对任何时

代及民族的艺术才有客观价值的研讨。保存古物

之觉悟，即由此而生。即如此大战，盟国前线部队

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战区古建筑

之责任。

林徽因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罗哲文和王世襄先生为反攻日本侵略军敌战区保护文物工作完成中英文目录和在地图标示工作之后。王世襄当时只校对中国敌战区文物目录的英文稿件，不知道梁思成先生保护日本京都、奈良古建筑的建言书，罗哲文也只管在军用地图上用绘图墨水上墨，不知道真正的目的与用途。罗哲文认为，要保护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古建筑建议，梁思成先生一定是告诉了很有主见的林徽因先生的，也许就有林徽因先生的主意。《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林徽因先生特别用了“沦陷区”的字眼，这“沦陷区”正是当时大后方人对敌战区的普遍称谓，“敌国”当然指的是日本本土了。这一文字记载，其时间、其地点、其情景都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梁思成先生建议保护日本京都、奈良古建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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