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航天三线之贵州061

追忆航天三线之贵州061

背景介绍

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经国家专门委员会批准的三个国防工业基地建设项目落在这里，分别是航空工业部的011基地，电子工业部的083基地和国防部五院（航天部前身）的061基地。黔北遵义系贵州主要粮区，三个基地都想要黔北，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尔陆上将拍板，给了061基地，即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十院的前身。到三线去

火车出北京，10岁的卢彦军趴车窗上，默数着钻了多少山洞，驶过多少桥梁。一天下来，他放弃了。太多了。到了贵州遵义，直接“开门见山”。1970年的2月，卢彦军兄弟姐妹四人随父母从北京永定路来到潮冷的遵义山区，全家户口迁来，“一锅端”。

好奇心的掺入，让卢彦军迅速和大批年龄相仿的玩伴混熟。孩子们操着不同地域的口音，他们不了解全家为什么要来这里，也不知道要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待多久，只听父母说是来建设061三线基地（现中国航天科工十院）。

贵州过去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已是十院天马公司党工部长的卢彦军回忆，“论直观印象，当时犹如从新中国回到了旧社会。”

这次大迁徙始于1965年。从北京、上海、沈阳、西安等大

城市，几万名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工人背负“保密”要求，拖家带口来到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山区。那批人中尚还健在山沟的，现在见到家乡人，能从流利的遵义方言，迅速切换到京片子、上海话、东北腔……

“遵义来了一批神秘的人”。

1965年初的遵义，老百姓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对象是一批穿军装但没挂军衔的人。他们乘华沙牌轿车和吉普车而来，行踪神秘。当时，遵义地委也只有两辆吉普车，全市就一条公交线路。

虽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但遵义市区晚上灯光灰暗，星星点点，碎石土路街道，两旁是东倒西歪的木板房和茅草房，最高的楼房只有四层。1978年上映的电影《山寨火种》拍摄时曾到这里取景，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称，这儿不用专门布景就可以再现红军抗日时的景象。

神秘人共有41位，属于七机部二院（现航天科工二院），为061基地选址而来。选址遵循八字方针：靠山，分散，隐蔽，进洞。

现年72岁的乔文礼是神秘人群中的一员，当时身份是061

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秘书，每日陪着指挥部领导‘踏勘’，步行于遵义的各个山区。“都说蜀道难，黔道也一样。”

从西安而来的工艺员孟如君还差点搭上性命。他们一行12

人搭乘2辆苏联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了7天才到遵义，几

次差点甩到悬崖下。76岁的老人想起这事，还不忘调侃调侃：要练车技，请来贵州。

遵义地处大娄山山脉，整座城山地面积接近七成。趟过河沟，穿过荆棘，选址人员几乎走遍遵义以北沿川黔公路两侧的地区，带着罗盘针和民国37年的1:50000的军用地图，手里拿着拇指粗的方竹，既为打蛇，又为防狗。身上带着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和军用水壶，壶里晴天装水，阴雨天装酒。每天步行少则10~20公里，多则30公里。绘制简图得上山，下来时却经常看不清路，不敢伸脚；钻洞时山洞吸光，打着电筒看不清对面，过后才感到惊险。

最终，在遵义、绥阳、桐梓三县一市一带初步选址42个。晚上回到指挥部，一张大地图挂在墙上，两米高、四米宽，一群人半夜还围着地图讨论，情景如同打仗。指挥部党委1965年下半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由张凡（原七机部副部长）、叶进明（上海市）、陈璞如（原贵州省副省长）、贾怀洲（原建工部）、肖卡（原上海市机电二局局长）、沈钧（原七机部二院副书记）、耿锐（原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等18人组成，张凡任书记，肖卡任总指挥，形成“二部二地”（七机部和建工部，上海市和贵州省）统一协调管理的格局。

乔文礼回忆，三线建厂时间紧迫，上级要求选址工作“打歼灭战”。梅岭厂（401厂）和林泉电机厂（651厂，当时隶属于二院）率先建成，前者1966年投产。

卢彦军的父母是北京林泉电机厂职工。从登上列车的一刻开始，全家人挥别首都。开山创业中央对基地建设开绿灯，一声令下：“好人好马上三线。要人给人，要物给物”。061基地24个建设项目也被完全确定下来，但大规模的建设几度停顿。

1966年，061基地机关搬迁，产品图纸和资料也迅速转移，但还是受到了文革冲击。1967年初，基地建设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办事组的直接干预下，基地迎来第二次建设高潮。1970年061基地实行军管，情况有所稳定。1970年底，首批产品下线，测试合格；1972年首批制导站和发射架、运输装填车下线，测试合格。

061基地当时的建设目标是“二院的备份”，主业是研制生产防空导弹。1970年~1971年工程建设速度加快，当年年度投入资金2.6亿元，投入人力2万多人，竣工面积76.5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导弹，火箭主机、辅机生产体系。至此，我国规模最大、配套完整、专业齐全的航天科研及生产综合工业基地在黔北落成。完成建设任务时，总投资达到8亿元。

70年代末，基地下辖35个企业和事业单位，正式职工3万人，包括高校专家和企业工程技术骨干，经上海专业培训的3600名青年技工，以及分配过来的大学生、转业军人等。“大人们都是响应党的号召，能来三线的都是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的。”卢彦军和小他6岁的陈航坐在一起，两

个“航二代”同在三线山沟长大，现在同一个部门上班。起初在山沟里，大人白天上班，把小孩锁在家里；晚上还要进行学习，一帮小孩就在旁边玩泥巴，大人学到多晚就玩到多晚。卢彦军还记得人们晚上加完班骑行在漆黑山路，掉沟里的不少。

这些三线的“航二代”，和父母住过帐篷、茅草棚，然后是“干打垒”（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最后搬进红砖房。

所谓的学校，最初就是用草席围成棚子，上面搭上牛毛毡。有些厂里把一二年级合成一个班，三四年级合成一个班，各个班级在棚里一字排开。大家课前议论：今天哪个同学的父亲来上数学，明天又是谁的母亲来教语文。这种情况直到基地完全建成后得到改善。

那批“航二代”有不少选择初中毕业后参军。卢彦军16岁参军，不到20岁又回到遵义，进入高原机械厂（3655厂）当工人。“最开始，打个酱油都要跑一二十里。去遵义市买米，用扁担挑回来。”褪去稚气后，卢彦军越发意识到三线的苦。

今年73岁、还在十院302所返聘工作的上海老人赵玉才的眼眶红了。当年因忙于型号试验，他和妻子朱伟中午没能回家，幼小的女儿从坡上滚落到桃溪河里结束了生命。再次抱起女儿的朱伟昏了过去，醒后又走上了试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