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时空整合_陈正祥_中国文化地理_评述_李鸿文

　2001年7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uly,2001第28卷　第4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28.No.4

文化的时空整合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评述

李鸿文

(湖北大学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　要]本文通过评述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一书,分析陈正祥在书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分析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并企图探讨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和文化史研究的范式问题。

[关键词]文化;文化史;文化地理;时空整合;陈正祥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4-0104-04

《中国文化地理》是陈正祥教授有关中国文化地理的专著,属于区域文化地理研究范畴的著作。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为代表,着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题;另一类以“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为代表,主要讨论方志、游记在地理学的价值。在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充分体现了时空整合研究的方法论,即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和地理的眼光来分析文化现象。该书不论是作为地理学著作,还是作为文化史学著作,都体现了它独特的个性和特色。无论是对地理学而言,还是对文化史学而言,从思维方式上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很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合文化地理来研究文化史学问题,拓展了文化史学的视野

《中国文化地理》全书十篇,虽以论文集的形式收辑而成,却自成体系,基本涵盖了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1.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文化在地面上的印记,是指经过人类社会改变(包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而获得显著新特征的景观,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形成的,一般由具体的自然或人为事物和抽象的感观组成,前者是能被人们观察到的,而后者则靠人的感觉去体会。书中第三篇中国的城、第四篇中国的城市发展、第六篇长城和大运河所涉及的主要就是文化景观问题。

2.文化源地,即人类文化最原始的发生地

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及一定的地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主张农业取得进步的地区首先发展文化[1](P219),古代文化源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各大河流域。本书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汉文化的原始中心”以及第五篇黄土、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汉族农耕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化源地问题作出仔细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认为汉文化最早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3.文化的传播与扩散

文化的传播是指文化的地域流动。文化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处于不断的传播过程中,从文化源地通过商队、军队、船队和一些旅行者及移民向外传播。文化的传播扩散方式主要是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扩展扩散就是文化通过人群,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迁移扩散是指通过人和人群的地区迁移而实现文化的传播和扩散。在本书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陈正祥总结了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原因,认为战乱只是文化中心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并非全部原因,人口和经济因素才是文化中心迁移的主要原因,认为“文化进步总是跟在经济发展后面的”[2](P3)。

[收稿日期]1999-09-15

[作者简介]李鸿文(1966-　),男,湖南郴州人,湖北大学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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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中国文化和世界其它民族的文化一样,都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本书特别注重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从头到尾都体现了鲜明的文化生态思想,对各种文化现象作了大量的地理分析。书中认为中国文化最早起源和发展于黄河流域,而后发生向江南的转移,其基本动因在于南北方自然条件的差异,特别是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及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悬殊。本书第五篇主要是对黄土、黄土高原和黄河的地理分析和介绍,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了汉族农耕文化的发展;在本书第一篇对中国文化中心及其迁移的分析中,也是先从分析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以及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着手,并认为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起源和迁移的基本因素。第二篇对方志的研究也是取方志的地理学价值这一侧面,对方志中所包含的自然地理资料和人文地理资料作了大量介绍;在第四篇讨论北京的城市发展,也是从自然环境开始的。可以看出,贯穿本书始终的是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虽然文化地理不是文化史,但它们都是研究文化的,都是文化研究的一种范式。它们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学科本质的区别,只是在解释文化现象的角度、纳入视野的资料范围、分析处理资料的方法等方面不同而已。传统文化史学的视野、角度和方法论更偏向于史学,甚少论及文化地理的核心问题———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这对于全面分析文化现象是不利的。《中国文化地理》在史地的结合方面作了必要的尝试,其观点和方法论对文化史学而言,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史学的视野。

二、注重文化史学的空间分析

本书实质上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而人地关系,即人类同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双方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产生的,这一交换过程又以文化为中介。文化地理其实就是“人·地·文化”,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论题。这一立论处在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边缘和交叉地带,相对于其中任何一学科,这一立论都体现出其新颖和独到之处。尤其是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本书展现了一种新的视野,即文化的空间分析。历史的研究大都从“文化的历史”或“历史的文化”来把握文化问题,且有“文化史”一说。历史是时间性的,在中国文化意识中,“时间”是高于“空间”的。正如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所说:“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让天地之大,则终不及天地之久。”天地之可大,是说天高地阔,指的是空间;天地之可久,是地老天荒,指的是时间。“大”和“久”是相互联系的。大以成久,是说空间转化成了时间;而“天地之大”,“终不及天地之久”,则时间成了对空间的超越[3](P6)。时间是绵延不断的,一切令人有足够的、绵延不断的感觉的事物,都同时令人想到了时间。中国的文化意识中,“绵延”的意识很强,而“中断”的意识很弱。祖先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向后看的意识,等等,都是非中断的、绵延的。而空间的标志就是中断。阶段的“段”与中断的“断”相通。阶段就是一个过程的中断,另一个过程是另一个阶段。进步观点就是“阶段”的观念,就是一个过程中断,另一个不同质的过程开始的观念。从科学思想而言,仅从历史的角度和时间性方面来把握文化问题,显然是狭隘的,且容易流于保守和空泛。遗憾的是,时间型的中国文化总是“周期性”地、“绵延不断”地重复过去,总也走不出历史。这是“时间型”的中国文化的悲哀,应引起“文化界”的高度警惕,是考虑卸一卸“历史重负”的时候了。本书作者陈正祥正是深感“中国靠历史吃饭的人太多,对此应该特别小心谨慎”[2](P3)。他企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化问题,体现了作者的空间型思维。本书不是一般性地探讨人地关系,而是运用大量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以及具体事例通过人类活动的各种文化特征,有说服力地分析了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

三、时空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

《中国文化地理》一书对中国文化问题不仅作了大量的地理描述和分析,也作了大量的史料方面的考证和解释,是一部典型的史地结合的文化学专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时空整合思维和广阔的科学视野。该书的价值与其说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现象的解释和探讨上,不如说是体现在其研究文化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思想、科学视野、科学方法和手段上,即在于其描述、实证、思辩、比较和整合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整合思维,在该书中多有体现。

首先是文化与历史和地理的整合。如对中国文化源地、中国文化中心迁移、中国的城的形成和发展、方志的研究中,都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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