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轻思辨及影响

儒家文化的轻思辨及影响

作者：何丹侯夕阳（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摘要：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重伦理而轻思辨，致使在封建王朝的多次更迭中思想文化都

未有大的建树。以前，这多被认为是由于制度所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奴化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独立思考，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中华文化的源头就缺乏思辨的色彩也是造成传统文化发展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轻思辨的思想仍然从很多方面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阻碍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关键字：思辨，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儒、佛、道。儒、佛、道的格局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学派。其中名家和阴阳家资料散佚，而法家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致使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秦统一中国后，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亦呈现百家归一之势，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儒家就成了官方正统“独尊”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

在儒家思想中，天命观念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而王充则更认为：“天本而人末”，“天至高大，人至卑小”(《论衡.变动》)。天命变得高高在上而人只可遵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可“敬而无失”（《论语.颜渊》）。佛则讲求“涅槃”或者“顿悟”。中国的传统思想并不注重思辨，形式逻辑不发达，表达思想时不清晰。老子的“道”就“玄之又玄”（《老子》）。西方也有天命观念，这在众多的史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天命甚至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也不得违抗。雪蒙尼得就有“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认为人类应该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然而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着“知识”这一形而上的东西，他们崇尚着“爱智慧”的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作为世间第一原理乃是神圣的学术。也就是说他要极力窥探神的旨意，实质则是靠人的理性去把握所在的世界。苏格拉底发明了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系统的逻辑学。中国的思想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发源处即少了不少思辨的色彩。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和发展，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仍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轻思辨的习惯对我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等级观念

由于中华传统思想缺乏思辨色彩，对于事物的判断不交付自身的理性，而是求助外在权威，这为等级观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天子”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是讲求忠孝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孝也是为忠服务——“其为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也”（《论语.学而》）。《论语》这部儒家经典就是在教训而并非教导。对于颜回的“终日不违”，孔子并无异议。对于父母则“事父母几谏”，要做到孝则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三纲五常”，宗法制统治中国几千年。在这样的文化中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中兄与弟、姐与妹在称呼上分得相当清楚的，而在西方的英语中则没有区别，对于长者，直呼其名亦被视做是极不礼貌的。

二：旁观者心态

由于对于事物的判断交付了权威，大约由于美学原因孔子是将它交付遥远的古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再加之严格的等级观念，损害了人们独立思考的积极性，进而损害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过程导致自我与自我的分离，致使广大人民选择旁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但求明哲保身。

三：太“人情”的社会

方立天、成中英等在《中国传统思维偏向》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思维重直觉，讲求意象思维。在中国人眼中，人都是非常具体的人，综合的人。也就是说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会将与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的身份也附带上。对于人的称呼会附带对方的职位就是明证。这也致使当代中国人会花掉大量精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四：创新力不足

逻辑学是工具性学科，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并未被重视，中国人习惯性的去古人那里寻找根据。从诸子百家争鸣后一直到近代中国学术界就是经学占统治地位。甚至到了近代为适应改革的需要，当时的人不得不故意曲解孔子，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虽也有可取之处，但毕竟不益于长远发展，它阻碍了创新，致使中国近代学术远远落后于西方。西方也曾受神学统治之累，但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将其打破了，在中国这一现象没有发生，传统文化中思辨的力量不足是一重要原因。

五：新形势下的力不从心

早在上世纪中国学术界就爆发过是否全盘西化的争论，当然那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所决定的。新中国已经近成立六十年，中国已经发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也使中华文化地位不断提高，国内近年因此兴起了一股读经热、国学热，复古之风大吹，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但是中华文化没有思辨的传统，以前作为依据的传统已经被打破，存在的基础被悬置，最后人们不得不依然求助权威，只是我们的时代给了更多的选择，于是就造成了文化繁荣的假象。

正是由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轻视了思辨的重要性，才出现了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是由于等级观念、旁观者心态、创新力不足等上述提到的现象造成思辨的缺乏，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但那多少有些倒果为因了，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源还是应该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轻视了思辨的重要性。当今的世界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球化程度不断的深入。作为发展中的中国，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这更需要我们有思辨的目光。

参考文献：

①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②沃尔夫冈·韦尔施著，洪天富译.我们后现代的现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李存山.诸子百家与儒道佛三教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

④焦勇勤、生连科.《公孙龙子》与抽象思维.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⑤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⑥孔子.论语

⑦老子.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