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

生物科技：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
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小理
《光明日报》（2016年06月08日11版）
自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于2014年4月宣布设立生物科技办公室以来，有一种论断认为生物科技代表未来国防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

面对形形色色的现代军事高科技，生物科技能否代表未来国防科技发展方向？面对现代战争形态发展新趋向，几十亿年的生物演化过程对人类战争有什么样的启示？这需要审视生物体的基本特性，更需要大历史观念，审视生物概念原理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运用历程和启示。

构建生物科技与军事科技变革的新认知，探索基于生物演化规律的新型军事科技发展观，也许能对军事科技和未来战争形态可能的、也许是更加真实的未来，投射新思维的曙光。

生物特性是军事科技创新的天然宝藏
与其他学科门类相比，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特定演化阶段的产物，即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包含有38亿年的丰富演化信息。

漫长的演化过程，赋予生物体既具有制造各种极端复杂事件的能力，也具有应对各种极端复杂势态的能力。

从军事学角度看，每一种生物物种都是在经历多种复杂“进化战争”后脱颖而出的、攻防兼备型的生物战士。

虽然生物体不能承受超高温、超高压、超高磁等极端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承担特定高速、高强度任务的性能，但与其他现代高科技军事技术装备相比，将“生物体”整体作为军事科技手段，理论上会产生与单一运用物质、能量或信息行为截然不同的效果。

人类历史早期，军事科技对生物概念原理的运用重点是直接借用生物体有机体的整体，如战马、战鸽等。

近代以来，军事科技对生物概念原理的运用重点已经转移到借用生物进化获得结构和功能原理上来，侧重对鸟类飞翔、鱼类沉降、蝙蝠和海豚超声定位、斑马伪装、苍蝇楫翅等生物优势功能的功能性仿生。

当代，军事科技对生物概念原理的运用重点再次转移到生物有机体的整体上来。

可以致人、动植物严重伤亡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生物战剂和生物武器，频见于文献报道。

近期引人注目的人体机能增强剂、心理武器、神经武器等新概念生物武器，则将生物概念原理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应用重点全面扩展到冲突主体和冲突对象，这暗示着军事科技对生物概念原理的运用重点的新一次转移，是新一代的生物仿生潮。

军事科技对生物概念原理运用重点的每一次转移，都使军事科技效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将“生物体”整体作为军事科技手段运用，改进了早期军事斗争的初级军事装备，近代将“生物体”的进化机能作为军事科技手段运用，则为研制和改进飞机、潜水艇、雷达和声纳、坦克、振动陀螺仪等军事高科技装备提供了重要启示。

生物战剂和生物武器直接将具有杀伤力的“生物体”整体作为军事科技手段，其杀伤面积效应极大，甚至能推动特定物种改变演化轨迹，这大大提升了战略威慑效果，可以说是核武器的生物版本。

但由于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生物战剂和生物武器应用行为，目前发展处于转型期。

神经科学类新概念生物武器旨在提升或削弱作战主体的态势感知、决策评估能力和作战机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精确战、软杀伤对军事科技的要求，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军事科技力量。

可以说，军事生物科技与人类认识理解、操控利用生物的水平息息相关。

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漫长进化是进行军事科技创新的丰富宝藏，“生物学就是技术”，生物演化的原理则是进行军事生物科技创新的重要遵循。

生物科技在军事冲突与防御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现代战争的主体依然是信息化战争主导的高科技武器范式。

但生物科技在新兴武器装备开发、作战主体健康与战斗力保障、战略战术决策支撑方面，已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
用。

随着生命科学革命不断深入，源于生物新结构、新功能、新机制的发现，基于数学、神经科学、传感器设计、微系统、计算机科学、计算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会聚和相互启示，力学仿生、分子仿生、能量仿生、信息与控制仿生等将掀开未来国防科技创新新篇章。

正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拉提普拉哈卡尔指出，“生物是自然界的终极创新者，任何致力于创新的机构，若是未能从这个极其复杂的网络中汲取灵感与解决方案，都将是十分愚蠢可笑的”。

生物战剂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不仅未消除，反而在不断增长。

西方大国对生物战剂和生物武器进行持续研发改进，导致其在传染途径、致病性、操作方法和污染方面，可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操纵使用方面的可控性。

可以想象，军民两用型作用未来新概念生物技术及装备，如生物气象武器、生物地球工程工具、精准生态武器等，应用方式和对象可能会更加隐蔽，甚至可以精确影响海洋、陆地、空中的生态微环境，从而达到战略威慑和精准杀伤的双重效果。

因此，必须加强这一方面国际科技发展的战略监测和防御。

脑科学是最具挑战性的基础科学命题之一，任何科技进步都将是终极震撼性的。

世界主要科技国家/地区先后启动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脑科学研究及相关重大研究计划，如美国的“创新型神经技术推动脑科学研究”计划等。

可以预计，具有高级人工智能的战略战役级战争研判系统，以及复合有高级信息处理功能、全能型“未来战士”等新型装备，通过偶联新一代军事装备技术，将系统提升或削弱作战主体（对手）的态势感知、决策能力、作战机能和效果评估，将继续变革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重塑人类社会冲突与防御行为。

在特定情况下，这将改变人类社会运行状态和历史走向，成为“生物核武器”的2.0版。

当然，未来5-10年内，第三次生物科技革命尚不太可能真正来临，生物科技尚不足以颠覆现代信息化战争范式，但其在军事冲突与防御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足以代表未来国防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必将成为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必将在新一轮军事科技变革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建立基于生物演化规律的新型军事科技发展观
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生物机理理解的不完全彻底性启示人类社会，对待任何所谓的高科技都必须保持谨慎。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生物科技推动的任何颠覆性军事技术变革，如战略战役级战争研判系统、大时空跨度作用新概念生物武器等战略性威慑工具，如果不正确引导，也将引发激烈的军备竞赛，导致新的“终极摧毁”格局。

任何包括基于“生物学”概念的军事科技都有其历史局限性。

只有尊重生物圈内生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尊重地球圈内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尊重自然和社会规律，建立基于生物演化规律的新型军事科技发展观，发展基于生物适应性和社会性的未来第三代军事生物科技，才有可能是避免任何形式的“终极摧毁”格局、引领军事生物科技创新的根本之策。

战争是高等生物人类冲突行为的高成本解决途径，形形色色的现代军事科技主导的新战争形态，只是更加普遍化的生物战争的初级形态和一种特殊形式。

可以大胆预言，未来的未来，只要人类依然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人类战争将是基于新型生物观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