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错位现象的辨析

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的错位现象辨析

以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和在海外更短暂的留学时间而言，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接受视域是相当宽阔的，而他的热情开朗的性格，偶然的个人机遇，也为拓展他的西方视域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这就导致了其接受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徐志摩22岁时，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随后便出国留学。他先于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后又于1920年转赴英国，不久即放弃伦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投身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习与创作，1922年秋回国，继续从事诗文创作并在南北的一些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死于意外空难，结束他短暂而浪漫的一生。徐志摩的留学生涯虽然不长，留美整整2年，但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业;留英也是2年，但转入剑桥皇家学院是赴英半年后的事，真正投身文学研创不过一年半，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对徐志摩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了徐志摩将以诗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归宿，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选择和接受方式。

他在留英期间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特别研习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而且还借助某种特殊的机遇，直接交往和接触了许多英国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人士，他们是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哈代、萧伯纳、威尔斯、狄更生、卡本特、曼殊菲尔、福斯特、文艺理论家瑞恰慈、奥格登、弗莱伊，及经济学家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屈奇、汉学家魏雷、翟尔斯等这里所列人名的原文依次为：Bertrand Russell, Thomas Hardy, George Bernard Shaw, H.G.Wells, G.L.Dickinson, Edward Carpenter, Katherine Mansfield, E.M.Forster, I.A.Richards, C.K.Ogden, Roger Fry, Maynard Keynes, Lytton Strachey, Arthur Waley, H.A.Giles。，如果再加上他当时想见而终于未见(或后来得以交往)的外国作家这就不局限于英国作家了，前者有意大利作家邓南遮(D’Annunzio)，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后者有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数就更多了。这份长长的名单虽然不能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化和文学界的所有精英分子，但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多见的。虽说向往西方文化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但这种对西方文化人士的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文化交往，也是够令人称奇的了。之后，徐志摩又分别两次出国旅行，以崇敬的目光留恋西方的风土人情，并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文。

徐志摩留学英伦时，英国文坛正处于新旧文学思潮交替并存的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作为浪漫主义之余绪和现代主义之发端的唯美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势发生着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正是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几乎同时兴起的时候。其中意识流文学更是直接发生在英国;美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常常流动于英美两国之间，加上语言的便利，象征主义诗潮对英国诗坛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他如起自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等对英国文坛也有影响。从徐志摩个人接受视域看，他对欧美特别是英国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现象都有接触，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徐志摩对19世纪浪漫主义的接受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他对歌德、雪莱、拜伦、济慈、勃郎宁夫妇的钟情和译介是人所共知的，他常常以雪莱和拜伦自喻，他本人的大部分诗作也表明了他对浪漫主义的倾情，他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题作为自己诗集的书名(《猛虎集》)，而他的浪漫爱情更为他赢得了风流诗人的雅号。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徐志摩那样全人全心的把自己归属于浪漫主义时代”(魏雷Arther Waley《我的朋友徐志摩》)。另一方面，徐志摩对作为浪漫主义在欧洲的余绪和转型的唯美主义思潮也有很

深的浸染，他曾翻译过罗塞蒂兄妹、史文朋、西蒙斯等人的诗作，而后来与闻一多等创办的《新月》杂志，从刊物的立意到版式，风格上都有英国著名的唯美主义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影子，徐志摩本人虽然不是译介与宣传唯美主义最力的新文学作家，但那些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作家如郁达夫、闻一多、邵洵美等，恰恰都是他的气味相投的好友，而他的诗文所体现的艳丽的色彩、华美的辞藻和精妙的音韵旋律，都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对徐志摩诗文风格的一个公认的标志。

但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徐志摩本人的阅读和交往视域来看，他对现代主义思潮也有相当的接触和感受。如上所述，因开始有旅欧的林长民(曾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引见，他得以同伦敦的上流社会保持往来，也得以与英国文坛精英们有着广泛而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从文学和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至少会大大加深对文本接受的影响程度。从他的交往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与当时由维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的伯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成员间有许多往来，虽然并没有他与那位意识流女将的交往记录，但徐志摩确实与其他一些成员有频繁交往并建立了友谊，其中就有弗莱伊、斯屈奇、凯恩斯和罗素。尤其是在弗莱伊那里，徐志摩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有了深切的感受见徐志摩《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菲儿的印象》，《徐志摩全集》第三册，上海书店1995年版。。也许因为创作文体上的差别，徐志摩对维吉尼亚•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没有作过专门的评述、介绍，但他对于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却也颇有兴趣和领悟。1924年，他曾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死尸》;1929年，他又写过《波特莱的散文诗》一文。

徐志摩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崇拜、狂热来形容显然并不过分。他曾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1918年，他去美国，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见《〈猛虎集〉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40)，美国建国初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1920年，离美赴英，又是冲着哲学家罗素去的。而1925年和1928年两次西游，则不仅尽可能地拜谒活着的名人，而且怀着同样虔敬的心情，一路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地。徐志摩的新诗创作是从模仿西方诗人，主要是英国诗人开始的，哈代、济慈、罗塞蒂、布莱克，(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他所崇拜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偶像;他还直接以那些他所崇拜的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为对象，写下了大量“笔下常带感情”的富于浓厚异国情调的优美散文，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一种译介方式，当然直接的译介还有许多诗歌、小说、戏剧的译作和介绍，其中又以诗歌的数量最多。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种接受视域丰富性与复杂性当然与他所处的中外文化交汇的具体历史情景有关。20世纪初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空前激烈的时期，19世纪后期的屈辱遭遇使中华民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民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外来刺激下获得了空前的高涨，而在传统文化体制的权威日渐褪色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文化的新的价值参照。于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乃至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便同时成为肯定、仿效的榜样，这种历时文化传统的共时化接受，本身就规定了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复杂性。从徐志摩个体而言，他的西方视域果然不可能覆盖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但其丰富和复杂性也同样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果然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也与上述徐志摩的开放文化心态和独特的个人机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若是透过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发现，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接受有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