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如何体现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产生于周代礼乐文明之下，从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了周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审美观、信仰等，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特质，是对华夏文化的颂扬。《诗经》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份，《风》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雅》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颂》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

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人的外在的言行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其基本特征是恭敬；而人内在的德性及心性，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其基本特征是和。

周代是礼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包括天文地理、宗庙祭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杂言，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既有声韵上的美感，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人们可以体悟到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進行探讨：

一、《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

《礼记》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诗经》中的《周颂》与《大雅》多为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彰显出一种正大之气，《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周代祭礼首先表现在祭天之礼。《诗经》中明确表明中国古人对“上天”“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最大福祉和盼望。周人以敬天为本，《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民之秉性攸好德行。《周颂》中有许多关于对上天的赞美、感恩、祈福之祷，周人相信敬虔的祈祷必蒙上帝垂听，如赞颂上天的光辉普照，永恒无限：“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赞颂天道的永远美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二、对“以德配天”的君子人格的推崇

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的君子风范。“以德配天”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宗旨，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传统文化将各种美德都赋予了君子。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诗经》中有大量篇幅称赞君子人格，提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要象文王等圣君那样修明德行，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道，就能获福。如周成王效法文王、武王之道，与后来即位的康王开创了继“文武之治”后“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他弘扬善德，受人愛戴，得到上天保佑且一再赐福：“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乐》）

三、厚人伦，美风俗

周礼为周朝规范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而礼之设乃法天而来，“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和谐的伦理社会为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长幼等。《诗经》对伦理道德進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强调以仁义为本，以德劝人，体现出厚人伦、正教化的目的。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以实现人格完善和人际和谐，使天下长治久安。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故《诗经》言人之德，每以“温”字形容之，如：“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温恭人”、“温恭朝夕”等。

四、社会教化功能

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诗乐是周代士人的基本修养，他们都是自幼学诗，赋诗言志。《诗经》作为广泛应用于春秋社会的礼乐经典，在祭祀、朝聘、外交等各种场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人际交往间，以诗赠答，文采风流；宗庙祭祀，容告神明，唇齿留香；诗形成了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先秦时代士大夫言语行为的重要标准，以诗三百为代表的风雅精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

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如齐桓公派管仲处理戎人与周王室的纠纷，周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循礼而行，只接收了下卿礼节回国。因此人们称赞管仲谦逊有礼，正如《大雅·旱麓》所说：“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卫候设宴招待苦成叔，宁惠子为相。苦成叔表现傲慢，宁惠子说：“古代举行享礼，是用来观察威仪，审察祸福的，《诗经》中说'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不骄不傲，万福才会来到，相反苦成叔如此傲慢，乃召祸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