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

楚文化楚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与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楚文化诟病满满，主要就是因为它神秘而浓厚的巫祭之风。

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楚辞更是充满了大量的鬼神和祭祀词语。

而这些都与中原的儒家文化差异巨大。

然而，随着楚国灭亡，屈原去世，楚辞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这就说明楚文化与中原的儒家文化之间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那么，楚文化为何会孕育出“楚辞”？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呢？即，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什么特点？本文将分六个方面对“楚文化”进行概述，论述如下：一：楚民族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区，而楚文化也源于中原文化;在电视剧《芈月传》中，很多观众不仅认识了“芈”这个字，还知道了“熊”是楚国的“国姓”，就像唐朝皇室的国姓“李”，宋朝皇室的国姓“赵”，明朝皇室的国姓“朱”一样。

事实上，由此，楚民族的祖先来源于“芈”姓“熊”氏。

那么，“芈”姓从何而来？根据《史记楚世家》我们可以知道，“芈”姓源于上古时期的祝融部落，而祝融又源于颛顼高阳氏。

在《离骚》开头也说了“帝高阳之苗裔兮”。

而颛顼和祝融又是谁呢？首先，颛顼是上古“五帝之首”黄帝的孙子，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号高阳氏，主管北方；其次，祝融是颛顼的孙子，原名重黎。

因他掌管火正之官，所以帝喾赐他“祝融氏”。

帝喾又是谁呢？黄帝的曾孙，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

而“芈”姓就源于祝融。

据最早记载祝融传说的历史文献，我国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郑语》所载，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称为“祝融八姓”。

楚人的先祖即源于“八姓”中的“芈”姓。

然而，“芈”姓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楚人的，换言之，“芈”姓族群一开始并不是生活在南方的楚地，而是生活在北方的河南，山东境内，属于中原民族。

在芈姓族群中，有一支叫“季连”的一族，因为战乱，地理变化，部族间争战等原故，从中原迁徙至南方“蛮夷”之地，后来便成为楚国贵族的先人。

对此，在《史记楚世家》中有记载“其后中微，或在中，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意思就是说，在芈姓部落群中，有些部落衰微了，有些部落强大了，有的留在了中原地区，有的流落到了南方蛮夷地区。

因为时间久远，不能详细地记录其历史。

既然楚民族的祖先，芈性贵族是从中原移居到南方蛮夷之地的。

那么，楚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和中原文化没有什么两样。

换言之，就是楚文化的来源应该是中原文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土生土长的另一种文化。

那么，这个“中原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亦或是周文化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2个问题：楚文化中的传统文化究竟来源于哪一个“中原文化”？二：楚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来源于夏商文化，以商文化为主;关于这个问题，汉代著名史学主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给出的答案是“夏文化”。

他说“祝融八姓”在夏时就已经存在了。

然而，根据他的原文“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一说，后世学者产生了怀疑。

因为夏代久远，那时应该还没有侯伯分封之说。

因此，后世学者认为，楚文化源于夏文化，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楚文化源于商文化或者周文化。

那么，作为楚文化来源的中原文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文化呢？这就要看楚人先祖是何时脱离中原而迁到楚地的。

前面我们说了，楚国贵族是来源于芈姓季连一部。

而季连一部是何时从中原迁到楚地的，在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中有详细的记载。

他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

其中的“鬻熊”为芈姓后裔，是楚贵族的祖先。

也就是说，当周朝经历了两代至周武王时，楚国贵族的祖先鬻熊将城都从汉水以南的丹阳迁徙到了郢。

由此可知，在商朝末年，芈性部落仍然没有脱离中原，楚国也还没有建立。

到了周初，楚国先祖芈姓贵族由中原迁往楚地的过程，终于完成了。

事实上，芈姓贵族成为楚人，即楚国立国是在周成王之时。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即，周成王掌权后，周公旦因遭谗言，被成王嫌弃，因此到楚地避祸。

周公旦在楚地被楚人敬之如上宾。

于是，等周成王与周公旦和解后，周公旦回到了周朝，就向周成王诉说了此事。

于是，周成王就将熊绎封为楚君。

熊绎，楚国史第一位君主，鬻熊的曾孙，被周成王封为楚君，赐“子男”爵位及田地，芈姓熊氏，居丹阳，掌管祭祀祝祷之事。

就这样，芈姓成为楚国君主，楚国正式立国，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而楚民族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至此，楚文化便与中原文化开始有了隔阂，后来更是“野蛮生长”，成为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荊楚文化”，更是孕育出了楚辞这样的文学艺术经典。

因此，楚文化并不是来源于周文化，而是来源于夏商文化，尤以商文化为主。

那么，夏商文化有什么特点呢？这对于研究楚文化的独特魅力至关重要。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3点：夏商文化的特点三：夏商文化弥漫着浓烈的原始文化色彩，具有较强的宗教特色；中原文化由夏到商，一以贯之地弥漫着浓烈的原始文化色彩，据《礼记表记》记载，夏商文化的特点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也就是说夏商文化非常注重鬼神，注重宗教祭祀活动，带有强烈的巫文化特点。

根据出土的大量甲骨史料表明，在商代所存的各种宗教祭祀名目达到近200多种，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人殉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已经发掘的商代墓群中，可以很直接地看出当时人殉之风是多么惨烈。

除了殉葬以外，人牲还出现在各种祭祀之中，如建筑房屋，安门，落成仪式等都会使用人牲。

然而，我们知道，商代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力很宝贵。

可为何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人牲呢？答案就是：夏商文化非常注重神灵，注重宗教祭祀。

此外，商代的政治活动也都是在神灵的名义下进行的。

商代的神职人员，如史，祝，巫等，在政治生活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殷要靠占卜来使人信任，要凭天命来稳定人心。

大量的甲骨卜辞所记录的即是占卜，祭祀，也是政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夏商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从国家大事到生活琐事，人们都要向鬼神求问，按照鬼神的旨意来办事。

即然如此，当时位于中原的芈姓部族，应该也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之中。

所以，我们在楚辞中会看到大量的鬼神和巫祭文化。

同时，这也说明楚文化并不是一种完全土生土长的文化，而是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的，从中原文化中衍生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是以巫祭和鬼神为核心的文化。

然而，到了周朝，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却与中原文化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差异。

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论述的第4个问题：周公变革之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渐行渐远。

四：周公变革以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大虽然楚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然而由商到周，中原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过程。

人们亲眼见到了曾经受命于天的殷商王朝，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于是，人们自然会对“鬼神”和“天命”产生怀疑，也意识到了天命无常，上天不可信。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需要剧增，夏商时代以大量人殉为代表的祭祀文化，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一场文化变革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悄然开始了。

而主持这场文化变革的就是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

因为他的封地在周，即今天的陕西宝鸡，爵位为上公，所以史称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辅佐周成王七年，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变革”。

而周公变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制礼作乐”，也就是用礼乐来代替宗教统治，用礼乐来帮助人们修身和立业，把礼乐变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根本标准，让礼乐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前提。

简言之，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鬼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学会理性思考，让中原民族从蒙昧社会步入文明时代。

不过，为了让变革顺利地进行，周公还是保留了大量曾经盛行于商代的祭祀名目和祭祀仪式。

只不过，这些仪式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和伦理道德，注重的是祭祀中“人”的作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以及“人”的自尊自重。

而夏商时代的祭祀，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对神的崇拜。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地理位置和自身原因，楚国贵族与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变革擦身而过。

后来，楚国与周朝更是长期处于相互戒备和敌视的状态。

周朝曾多次派兵讨伐过楚国，皆因楚国地处偏远的缘故而告失败。

最后的结果就是楚国的地盘越来越大，占地千里。

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与周朝相抗衡以外，楚国在文化上也有是有意地和周朝拉开距离。

在《史记楚世家》中就记录了楚国两代国君先后对周人自称“蛮夷”。

一处是周夷王时，楚王芈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

”而另一处是周桓王时，楚武王熊通也说:“我蛮夷也。

”而所谓“蛮夷”，在春秋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和民族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

楚国自称“蛮夷”，当然不是贬低自己，而是要强调自己的社会习俗，政治，传统都有别于周室，可以不用中原的那一套社会标准来衡量自己。

由此，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也就渐行渐远了。

总而言之，楚文化在重祭祀和重宗教这两个方面，与中原文化中的夏商文化同属一脉。

后来，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楚国地处偏远，楚国贵族与中原的隔阂加大，楚文化也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土著文化和淫祀文化。

五：楚文化的本土特色:土著文化和淫祀文化楚文化因为错过了周公旦的改革，在自己的境内土生土长，势必要与自己境内的本土文化产生更密切的交融。

而这个本土文化就是楚国的土著文化。

据《战国策》记载，楚国境内早在舜和禹的时代，就有土著民族生活。

这些土著民族就是“三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与楚国经常发生关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濮”，“越”，“巴”，“蛮”等。

这些土著民族中，濮人原先生活在江汉之间，后来随着芈姓楚人的南迁而逐渐南移到沅湘一带，与楚国发生的关系比较多;百越虽然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但是根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也有一部分越人生活在长江中游，即今天的武汉附近。

巴人进入南方也比楚人早的多，与楚人也是一直处在打打合合的状态之中。

对此，《左传庄公十八年》多有记载：“楚文王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群蛮”和楚国也经常发生冲突，关系也相当复杂。

对此，在《左传》中有相当多的记录。

例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就曾记载:楚武王时陈大启群蛮，而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

总的来说，这些土著民族与楚国贵族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楚国贵族一直试图兼并这些土著，而这些土著民族肯定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

于是，楚文化就和这些土著文化之间产生了交融，从而导致了一部分土著文化的因素会进入到楚文化中去。

例如土著民族中的青铜工艺，鼎鬲等陶器形态，还有各种纹饰图样，都已经融入楚文化；而作为精神文化的土著民族的歌舞祭祀，也有很多被楚文化吸收；而作为楚文化代表的楚辞，当然也吸收了很多土著文化中的歌舞祭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