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戏剧改良观

论胡适的戏剧改良观

内容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基于文学进化论，针对当时戏剧界的不良倾向，在《新青年》上提出了自己的戏剧改良观；此外，胡适创作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剧《终身大事》，无论是艺术特色还是思想内容，这部戏都有积极的影响。胡适的戏剧改良理论及实践对中国话剧的发展功不可没。不过，他的理论也有偏颇之处，从中反映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弊端，后人当引以为戒，促使文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戏剧改良《终身大事》弊端

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后，在中国文学界“暴得大名”。同年胡适到北京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具有新思想、又有学术抱负的胡适于是积极地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并一度成为主要的领导人物。如果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理论，如他所讲是“逼上梁山”的话，那么当他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漩涡之中时，就变为有意识地对整个旧思想、旧文化宣战，全面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在各个领域的斗争。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到，新文化运动有两种趋势，一是研究问题，一是输入学理。学术界最为重视的是胡适在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事实上“五四”期间，胡适提倡戏剧改良的主张同样值得重视，这是对他力主白话文学和文学进化论的重要佐证。

发表于《新青年》五卷四号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是胡适戏剧理论主张的集中体现。当时《新青年》正是这一期正式提出戏剧改良的问题，付斯年、欧阳予倩都明确提出了戏剧改良观，宋春舫更是选出一百种西洋名戏作为中国新戏的模范本。胡适的加入使这一期《新青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戏剧改良号”。

针对当时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中“欲观升平，当复昆曲”的谬论及崇拜皮黄戏的风气，胡适明确提出了他的文学进化观，“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①每一类文学在进化的途中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类文学的历史便是摆脱束缚力争取自由的历史，或完全去除羁绊，或局部成功，中国的戏剧发展属于后者。胡适认为中国戏剧从古代的“歌舞”演变为戏优，再变为杂戏、元杂剧、明传奇。至近代“俗戏”兴起，一千年来力求摆脱乐曲的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而且文学在进化的过程中往往带着以前时代的“遗形物”，如元杂剧中科白已占重要位置，至明已出现“终曲无一曲”的传奇――屠长卿的《昙花梦》。在胡适眼中，中国旧戏留下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束缚了戏曲艺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因此中国的旧戏必须改良。

至于改良中国戏剧的主要途径，胡适认为在于向西洋戏剧学习。他认识到中国戏剧的变迁是域外文学美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西域文学美术多为幼稚的，所以也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影响。一心向往西方文明的胡适自然主张西洋戏剧为学习的范本，“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②中国戏剧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浓厚西化色彩的体现。

胡适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戏剧改良的具体方法，即着重引入“悲剧的观念”和“文学的经济方法”。引入“悲剧的观念”之所以必要，主要因为中国戏剧总是有着美满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证明，是只图纸上大快人心的说谎文学。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要通过戏剧观念的改良使国人睁开了眼看，从自欺欺人的迷梦里惊醒起来。至于必须引入“文学的经济方法”，也是鉴于中国旧戏不懂得也不讲究“经济方法”，如编的全本戏，受时间的限制，都不能唱演全本；编剧时，不知剪裁，用的是从头至尾的笔法等等。因此胡适提出“时间的经济”、“人力的经济”、“设备的经济”、“事实的经济”来补救中国旧戏的不足。

胡适关于戏剧问题的意见，是针对当时中国戏剧界的不良倾向提出来的。清末以来，除了已经程式化的旧戏之外，“文明戏”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已经“堕落到成了游戏场的附属品，供堕落的姨太太、妓女们消遣去了。”③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戏剧改良的必要性，胡适的观点适时地呼应了“文学革命”的时代口号。正如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洪深稍后所评价的那样：“胡适的教人去学习西洋戏剧的方法，写作白话剧，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这“对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广大的。”④

二

胡适不仅仅在理论上主张戏剧改良，而且创作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剧作――《终身大事》。无论从副标题“游戏的戏剧”，还是语言、矛盾冲突，均可看作是胡适以西方戏剧模式为范本创作的现代话剧。这在形式上对中国戏剧的发展无疑是有着革新意义的。同时这部戏又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的。这部独幕剧名义上是一出笑剧，实质上是触碰到了当时极为敏感的话题――婚姻自主、妇女解放。在该剧的跋中，胡适不无讽刺地提到了这幕戏最初未能排演的原因，即女学生无人敢演田亚梅这种“不道德”的角色。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尚不能解放思想，何况他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终身大事》的出现使人们心中有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的形象，自然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个独幕剧，《终身大事》达到了思想内容上的丰富性：批判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揭露了中国封建传统遗毒的持久性，强调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自由，这分别是通过田太太、田先生、田亚梅三个剧中人物的言行彰显出来的。自然在当时最引起轰动的是婚姻自由观，“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田亚梅这句话无疑给那些仍被旧思想束缚着的国民们巨大的思想冲击。胡适通过田亚梅之口阐述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而这种思想的重心是女子要做人。早在少年时代，胡适便犀利地指责“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是把那些女子当作男子的玩物一般。”⑤那时妇女们身受数重压迫，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如秋瑾所说的，中国妇女是“一室之囚徒，半世的牛马”。1918年6月《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登载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议的《娜拉》全本剧本，十分推崇娜拉。自此胡适大力提倡易卜生主义，强调女子无论如何，务必做一个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人。他指控：“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⑥女子要做人思想的另一核心是提倡自由，不仅争取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而且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胡适是将妇女解放和改造国民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女子的‘自立’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渐渐地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⑦胡适的妇女解放思想产生了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