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

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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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

出现的新词语为例-汉语言文学

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摘要：语言中的词汇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近代上海开埠、西洋货物涌入、经济变动、语言碰撞、文化冲击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动，使新词语不断出现和变化，与此同时，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也在词汇中留下了痕迹。通过对这些新词语的分析，能够建构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镜像，进而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为了解近代城市生活提供一个窗口。

关键词：新词语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近代上海

一、引言

语言是社会的，“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1]（P1）。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对此描述与诠释，因此，一定时期的语言，尤其是词汇，常常打上了社会变动的时代烙印。一个新词语①如何产生、如何变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一个新词语为什么被赋予这种含义、哪些被接受和传播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关。尽管不是所有的新词语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总体上会映射出社会的某些细微变化。鸦片战争后，上海商埠开辟、外来移民进入、洋货充斥市场、西方文化传入等因素都改变着旧有的社会面貌，这变动的“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2]（P598）。因而，透过这些新词语去了解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行之有效的。故本文拟在把握语言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近代上海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有一定认识。

二、社会变动与新词语的产生

语言的变化是语言本身和社会环境两种合力作用实现的，但是由语音、语法和词汇所构成的语言系统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虽然词汇是语言中变动最为活跃和明显的部分，但是一种词汇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即为一种习惯，其变动会对社会生活带来不便，而社会变动所引起的事物、观念、制度等新变化也需要在新的词语中表达出来，以便社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因此，长期看来，社会环境变动所促成的词语变化较之语言本身的变动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近百年的时间里，上海地区新的词语不断产生和变化，正与其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首先，近代上海开埠后成为中西方交流的最前沿，面对扩大了的外部世界，人们需要重新加以了解和认识，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这是新词语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历史上，中外接触过程中也出现过新词语②，但近代以来上海社会变动背景下所产生的新词语涉及内容之广、社会影响之深、时间之长是以往不可比拟的，这些新词语表达的世界变化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如早年在上海居住过的王韬所言：“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3]（P21）。“创局”“变局”“创事”之类的词语即是时人对新世界的感叹，而对新世界之物，人们一开始以“夷”字称之，如“夷兵”“夷船”“夷烟”“夷俗”等，对外国及西人，则称为“西夷”“洋夷”“远夷”“英夷”“法夷”“良夷”“奸夷”“夷商”等等，这是传统中国中心观的反映。但随着社会变化，这些词语逐渐为“洋人”“洋务”“洋商”“西人”“西国”“外国”之类的新词语所取代。正是这种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上海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为新词语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其次，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西洋器物这些具有直观性并和生活相关的新事物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新职业阶层的出现也需要被赋予新的概念并加以描述。比如”夷货”“洋货”“洋布”“自行车”“股票”等等；为外国人办事的中国人称为“刚白渡”和“买办”，传统绅士进入商业领域出现了“绅商”阶层，“经理”一词则是最为现代化的职业头衔。像“毛巾”“肥皂”“牙膏”之类的新词语与生活密不可分，也是在当时陆续出现的，并成为当今生活必需品的用语，可见词汇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而在西方经济势力进入的同时，“商战”概念也被一些人视为救国救民之法，并打起“国货”的口号，而“抵制洋货”也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流行语。

再次，西方文化，包括制度、概念、观念等不断融入近代上海，特别是新的传媒为新词语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媒介。“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国家”等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度成为社会思潮的口号。而“报刊”“广播”“画报”“电报”这类传媒本身即是一种新事物，像《申报》就是上海地区最为常见的报刊之一。有学者对1936年上海报刊统计得出：日刊57种，3日刊4种，周刊44种，旬刊11种，半月刊50种，月刊144种，双月刊7种，季刊12种，不定期杂志39种。[4]（P85）可见报刊杂志种类之多。其报道的内容也多为新事物，以1912年《申报》上的一则广告为例，其标题《请看飞艇》，内容有“上海闸北火车站，大马路新利公司，新新舞台，黄浦滩各中西大餐馆”[5]，出现了“飞艇”“火车站”“公司”“马路”“餐馆”这些新事物，并成为新词语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学堂”“教师”“市长”等概念，也通过报刊杂志得以进入上海人的视野之中。

最后，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动使外来语言与

上海固有话语体系相互碰撞，进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词语。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人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语言交流的过程，从外来语言冲击上海原有话语体系的情形中可以看到上海“乃自通海以来，不仅中国各地之语，均集合于上海一隅，即外国语之混入中国语者，亦复不少”[6]（P32）。汉语通过直译、意译、音译、仿词等方式吸收外来语以充实自己，例如“士单（stamp）、白兰地（brandy）、咖啡（coffee）”就是通过音译而出现的词语；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二词来自日本汉字词语“民主”“科学”，由英语单词“democracy”和“science”意译得来；而“洋楼”“洋房”“洋表”之类的词则是通过借形的方式形成，实可谓“民族之间在交换实物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语言形式也随即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7]（P19）。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语言中一个词语能否被选择、被使用、被接纳，最终落脚点在人；是否适合，则需要人在社会环境中加以验证，也需要人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新词语说到底是一种新的事物，其接受需要过程，新词语被接受的过程也是人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人们正是在体会到社会变迁，特别是那些与生活有关的事物所带来便利和好处时才在接受事物的同时接受了这些新词语。

由此观之，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引起的诸多变动是新词语出现的社会基础。语言即历史，语言变化的历史是本身变化的历史和所记录的事像的历史，而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我们通过语言词汇的分析研究就能够看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8]（P6～7）。下面就通过近代上海出现的一些新词语对近代上海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加以分析。

三、新词语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近代上海独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衣、食、住、行、用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