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

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帮，它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历史达六、七百年，其中鼎盛期领中国商界之风骚达三、四百年，影响至深至大。

一、徽商的兴起

徽商当年是被逼出来的。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所谓“即富者无可耕之田”；即使是有限的田地，也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的，是“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责红虾灿，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曰不过数亩，粪龚缉栉，视他郡家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本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赖以山林的山戍经济。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米”。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南渡”连续两次的外地移民于徽州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尖锐，民众的生存空间更小。于是，徽人“非经营于四方，绝无治生之繁矣。”拓展生存空间，找寻徽州的再向外移民，就成了徽州人当时的当务之急。

同时，又由于徽州本土的主体经济结构是山林经济，它本身是盈缺待补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于林只为柴；境内多茶叶，但茶叶过多也只为草，因此需要输出去，通过商业贸易，方才能换取徽民的所需。于是为治生计，徽民们多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们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总是毫不犹豫把自己在“十二、三岁”时“往外一丢”。“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徽人经商就这样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而正在徽民要外出经商之时，恰好又碰上了“靖康南渡”，宋王室偏安江南，迁都临安（今杭州），从而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向南转移，江南经济开始充分活跃。这一历史契机，被徽州人牢牢地把握住了。徽民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紧靠临安，有横贯徽州全境地的新安江水路直通临安的极大交通便利，极尽本土物产丰富、名产特产多的优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使徽商在南宋后全面崛起，走进历史大舞台，并获得极大的成功。至少是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拥有了如“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和“祝半州”等大商巨贾，造成影响。

二、徽商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徽商从事的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本土盛产的茶、木、瓷土等物产输出去，以换取徽州所缺的粮布、盐等的互补贸易，经营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但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则是：

经营行业上，是“其货无所不居”，以至于“倚顿之盐，乌得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家、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柴、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如盐业，正如明人汪道昆言：“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万历《歙志》更云：“邑中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茶业，据《歙县会馆》载：“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据《续金陵琐事》载：“万历癸丑年（1613年），新都人（徽州人）开一茶坊于钞库存街，此从来未有之事，今开者数处。”木业，宋时，徽人就“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明以后，则不仅经营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经营着全国各地的木材，并且成帮性更强。典当业，它兴于明代，全国各地都有，据《明神宗实录》记：“徽商开当，遍于

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清时扬州“库存无土著之为之，多新安并四方之人。”

经营方式上，也不仅仅是过去一种走贩，还更有囤积、放债和垄断经营。走贩是利用商品在地理空间上的差价以牟利；囤积是利用商品在时间上的差价以牟利；放债则是直接地以钱生钱；垄断则是要充分占领和操纵市场，构建徽商帝国。对这几种方式，徽商把握的都十分全面和娴熟，从而达到"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经营地的范围，是“其地无所不至”，明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记：“休歙尤黟，故贾人几遍天下。”明万历《歙志》说得更明白：“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徽商的足迹遍天下，以至于早在明中叶，就形成了一句古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三、徽商的影响

徽商至少是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帮发展成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中国的几大商帮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资产影响上，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曾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晋商）。”而清以后，特别是至清中叶，徽商的发展则达极盛。特别是盐业的发展，“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歙人江春业盐扬州，任两淮盐业总商达四十年，富可敌国，曾两次接驾乾隆南巡，获得"以布上交天子"美誉。

垄断经营上更加强化，牙行、行会遍地。如乾隆时，北京仅由歙县人所开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乾隆五十一年杭州成立的“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五六百人；明时，徽商就开始在各地兴建会馆，到清时则更盛，几以遍及全国各大都会、城镇甚至小乡村等等。

所以，清中期时，徽商实际已是在中国商界中独占了鳌头，成为中国八大商帮中的居首之帮，彻底地构筑成了一代徽商帝国，其影响之大，历史地形成了一句古谚即：“无徽不成镇”。

具体来说，“无徽不成镇”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一个原本是僻小平淡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则它很可能变成一个有影响的市镇；其二，一个原本不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昌盛与繁荣；其三，一个市镇，如果没有了徽商或者说过去曾有过徽商而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在此已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会衰落了。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关于徽商对扬州影响的一段话可作此一个说明：“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四、徽商成功的奥秘

徽商当年能获得如此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至少是有以下四个成功的奥秘。

其一，“贾而好儒”。明人汪道昆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难度。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都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贾”和“儒”在徽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