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文化意蕴_兼及中日茶文化比较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茶的文化意蕴

——兼及中日茶文化比较

谢建明

摘要　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饮品而文化、由礼而理的发展过程。日本的饮茶之习源自中国,但经长期流传而形成一种文化意蕴丰富的“茶道”,它是中、日茶文化的

最大区别,足以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但其基本观念、品赏程序以及“斗茶”之习

无不深受中国茶俗的影响。

由饮品而文化

茶与咖啡、可可被誉为世界三大饮料。所不同的是:茶决非单纯地用于解渴,它已进入了精神领域,成为一种修养和境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茶原产于中国南方,中国的饮茶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不过直到汉代,才有饮茶的确切记录。司马相如在他的《凡将篇》中,记录了20多种药物,其中“诧”便是茶。王褒的游戏文字《僮约》赋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都买荼”(荼为茶的古字)记载,可见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四川一带饮茶已经很普遍了。

在唐以前,“茶”字还未曾出现过。《诗经》中只有“荼”字,《尔雅》则称茶为“木贾”,《晏子春秋》称“茗”,《凡将篇》中称“”,《尚书》称“诧”,唐开元时出现一部《开元文字音义》,才出现“茶”字。到了陆羽撰写《茶经》,一律把“荼”改成“茶”。

古代的茶,一开始是以药用的面貌出现的,传说中的神农为了寻求医治人类疾病之药,亲尝百草。尝草难免中毒,如何解毒,他靠的便是茶叶。神农也因此成了传说中的医药之神。故史籍对茶的药用都有记载。直到魏晋以后,人们才把茶的主要功能转移到饮料上。《茶谱》(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云:“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

在古人看来,茶还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记载更是奇特:

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五十斤,令居保寿寺,名饮茶所曰茶寮。

钱易的上述说法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但说明了茶的养身功能是很明显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茶圣陆羽。陆羽(733—804年),字鸿渐,他于780年写成《茶经》一书,流传后世。《茶经》是世界是最早的一部茶书,内容广泛。“一之源”,论述茶的起源、性状、名称、功效等;“二之具”,记载采制茶叶之工具;“三之造”,论及采茶的时间和方法,茶叶的等级与种类;“四之器”,介绍煮、饮茶之工具;“五之煮”,阐述烤茶与煮茶之法及水之品等;“六之饮”,叙述饮茶历史、品类及风俗;“七之事”,杂录古代茶的故事及药效;“八之出”,介绍茶区的分布;“九之略”,讲采茶、制茶、饮茶的用具;“十之图”,以插图形式对全书内容作形象说明,可惜图早已散失,只剩下简短的文字说明。《茶经》一书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茶由饮用变为品饮,由爱好升华为一种文化。在中国陆羽也由此被誉为“茶圣”、“茶神”、“茶祖”而名垂青史。

古人煮茶也十分讲究,须将水烧到“沸如鱼目,微有声”,为第一沸,加上适量的盐来调味;到“缘边如涌泉连珠”为第二沸,此时舀出一瓢开水冷却;用竹夹在水中搅动,形成水涡,后取茶,投入水涡中心,再加搅动,达到“势若奔涛溅沫”为第三沸。此时会出现许多浮沫,古人认为浮沫越多,茶味越佳。对此古人有许多诗歌咏之。如曹邺《故人寄茶》“碧澄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

古人对品茶的程序要求更严。明人许次纾在《茶经》中便谈到品饮茶时的各种条件。兹引如下: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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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侄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航、茂林修竹、课花青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

在饮茶时,许次纾还认为:

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舍尝与冯开之对论茶侯,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开之大以为然。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余芳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供啜嗽之用,未遂弃之可也。若巨器材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赏,何知风味乎。

明末冯可宾在《茶笺》中谈到品茶十三条件:“无事”、“佳客”、“幽坐”、“吟诗”、“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而“七忌”指“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从许次纾和冯可宾的茶论中可看出,品茶已体现为一种艺术修养,品味已升华为一种精神境界。

由礼而理

茶带有理,不能不说受宗教的影响。作为一种淡泊去欲的饮料,最终能给人一种品行的修炼。名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云:“跣定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史童仆,要水要茶。”唐宋,禅宗盛行,强调坐禅修行,静坐专注以求解脱,茶可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故寺院僧庙崇尚之。有史可查,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云:“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禅,到处煮饮。从此转仿效,遂成风俗。”

据史载,陆羽失恃,为龙盖寺住持智积法师收留。而智积法师是位品茶的高手,他非陆羽所煮之茶不喝。此事让代宗皇帝知道了,便召智积进宫,一试真假。派宫中煮茶名手奉上名茶,智积一尝便不饮了。代宗又秘召陆羽进宫,由陆羽煮茶,智积一尝,便连连赞赏,“这真象陆羽所煮之茶。”陆羽的一位至交诗僧皎然曾写过一首将品茶与悟道结合的诗,诗云:“素次雪色飘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尼得如此。”

茶由礼而理,很大程度取决于佛寺的原因。特别是这种传统经由日本僧人传至日本,形成日本有名的茶道。

日本的茶,是由中国传入。中国饮茶习俗何时传入日本,已不可考。《奥仪抄》中“天平元年(729年)四月,召百僧于禁庭赐茶”的记载,恐怕是日本文献中最早的有关茶的记录。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最澄和他弟子义真赴天台山学天台宗教义,次年回国时带回茶树种子,在寺院栽种。

十二世纪,荣西禅师两度来我国,他在研究佛教经典的同时,也埋头于茶的研究。晚年《吃茶养生记》中称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而已。”

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的寺院茶宴。宋代的一些名僧,常邀一些文人学士在寺内冲沏香茗品尝。大家边品饮,边论道德修身,佛道诗禅。最有名的是径山茶宴。

径山是指天目山的东北峰。每当春天,名僧文士在寺内举行茶宴,论佛颂经。宋理宗开庆元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学成后,他将径山茶宴仪式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茶西禅师把天目山的茶种带回日本,便赠给京都木母尾的明惠上人,成为著名的“木母尾茶”的源头。

茶道一开始盛行于禅家与武士阶层,当时有一种叫“茶数寄”的茶会,是上层统治者比富斗豪,齐集聚赌的地方。把茶会和茶艺真正统一在一起的是日本奈良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3—1502年)。他结合佛教庄严肃穆的形式,创立了茶道艺术,提倡茶禅合一,旨在清心,继村田珠光后的武野绍鸥,创造了比珠光更加简朴的茶道,更贴近庶民生活。不久还形成了薮内流、乐流、久田流、南坊流、宋偏流、石州流、松尾流、织部流等二十多个流派。

十六世纪后期,茶道高僧千里休(1521—1591年),集茶道之大成,创立最大众化的“一派茶道”,又称“千家茶道”。“千家茶道”的特色是使官方茶汤和民众茶汤的二源合一。他在茶室装饰上一语道破:“茶汤以心为本,心所至,草草修饰亦何妨”(《南坊录》),这种使茶室草庵化的主张,长期被日本人奉为茶道的最高境界。

千里休堪称集日本茶道之大成,他也被誉为日本茶道大师。但他却采取了落后的嫡传方式,这种秘密的嫡传方式,在日本被称为“家元制度”。千里休提出了茶道的“四规”,即“和、敬、清、寂”,和与敬,是寄语社会安定,国家和平以及主客谐和,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而清与寂,表示茶室环境的幽雅清净与陈设的古色古香,隐含着洁身自好,清心寡欲之意。这四个字,是茶道的精髓和宗旨,类似佛教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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