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的主流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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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
1.汉代文学的主流：辞赋 2.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 物为中心来反映 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 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 《史记》的体例， 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 文 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3.政论散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3. 诗歌：四言诗体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产生 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 谣和乐府诗，东汉开始大量出现文人五言诗。
枚乘（？—前１４０），字叔，江苏淮阴人。先后游于吴、 梁。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 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 吴王均不听。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景帝时， 拜为弘农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辞官。武帝即位后，慕 名召他入宫，结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汉书·艺文志》著录 他的赋九篇，其中的《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 为前人所称道。今存可靠而完整的，仅《七发》一篇，但 这却是标志着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 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
贾谊辞赋的两篇代表作 1.《吊屈原赋》
汉文帝四年（前１７６），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赴任途中，经过湘江。湘江是屈原当年遭放逐时所经之地， 贾谊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吊 屈原赋》，名为吊屈原，实 为自吊。作者描写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 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 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 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同情 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七发》的内容 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说七事以启发之
（《七发》之名即由此而来），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 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 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 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 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向 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 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 溺于安逸享乐。
“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 化的写照。这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七发》的内容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 “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 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结果，捕获猎物之 众多，庆功酒宴之丰盛， 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 波涛未起时，可以涤荡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 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的生 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 参与。
原文：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濯、
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 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 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发》的意义
事实很明显，《七发》的重点不是说理，也不是批判，而是 展示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嗜欲，并以语言的形式，将这些素材创 造为新鲜的文学美感。在人类文化中，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与 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合理 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七发》在这方面，并不打算作深 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却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为道德上的 立足点，然后展开它的铺陈部分。这个简便的方法，为后来的赋 家所利用。只是随着儒学定于一尊，把“要言妙道”改变为“引 之节俭”。
该赋是楚辞与汉赋之间的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 成分已经减少；它的文句，除去语气词“兮”字，基本上都是整 齐的四言句，这已经脱离了楚辞的风格；赋的内容，以假设自己 与服鸟的问答展开，也开了汉赋问答体的先河。
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出现
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 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 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 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 化、享乐等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 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 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 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 注意力转移到 文学方面。
辞赋的概念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 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 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 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 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 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 的区别。
《七发》的意义
3.《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 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枚乘以前，《招魂》 对音乐歌舞与宴游景象已有较多的描写，《七发》继承了《招 魂》而表现得更为集中、丰富和细致；对狩猎、观涛、车马的 描写，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中关于游猎和酒宴场面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七发》第四节 （宴游）、第五节（狩猎）的扩充与发展；王褒专写乐器和音 乐的《洞箫赋》，可说是对《七发》第一节（音乐）的发展； 《七发》中写海涛的第六节，则启迪了后来木华《海赋》、郭 璞《江赋》等江河湖海题材的辞赋。
《七发》的意义
2.《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描写为中心 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篇赋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美丽的语言 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 （所谓“七发”，实以此六事为主），最后引申到贤哲的“要 言妙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虽然 楚辞中也有较多铺陈的成分，而《招魂》尤为突出，但刘勰为 赋所下的定义，只有对《七发》以后的赋才是充分适用的。与 铺陈的特征相适应，《七发》的文句，也改变了楚辞文句富于 变化，多用虚词和语气词的特点，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使语 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 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 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期，汉初至武帝初年 第二阶段：鼎盛期，西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 第三阶段：模拟期，西汉末至东汉中期 第四阶段：转变期，东汉中期至汉末
《七发》的内容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 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 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 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 赏音乐，便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 悲”之歌；品尝饮食，则选最鲜美的食材，令人做出“天下之至美”的菜 肴；驰逐争胜， 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车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 兴，则登台纵目，置酒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
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
1.汉初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 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 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 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 貌的赋。 2.代表人物：贾谊 3.代表作品：《吊屈原赋》 、《服鸟赋》
贾谊（前２０１—前１６ ９），河南洛阳人。年仅二 十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 任太中大夫，参与国家事务， 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 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好 论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 的不满，被贬到湖南任长沙 王太傅，因此写下了他的两 篇主要赋作。
梁孝王刘武 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
（前184年?－前144年）。他与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出，是 汉文帝嫡次子。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 居天下膏腴之地。 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 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公孙诡、邹阳、庄忌、羊胜等从 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 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
最重要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前１１８），字 长卿，蜀郡成都 人。少年时喜欢 读书，因仰慕战 国时名相蔺相如 的为人，而改名 相如。《史记》 有《司马相如列 传》。
司马相如生平
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二十多岁时以訾（钱 财）为郎，在景帝身边任武骑常侍，时常随从狩猎。但这远 不符合其 志向，而且景帝不喜辞赋，所以相如意颇不自得。
代表作家
1.东方朔（前１５４－？），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 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颇为欣赏，令待 诏公车，累迁 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 论事，故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另有《非 有先生论》， 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2.枚皋（前１５６－？），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 武帝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而才思敏 捷，从侍左右， 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出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 山等大事，以至于骑射打猎、 驾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枚皋 应诏而赋成，故所作赋的数量大大超过他人，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 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 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 美情趣和文学观。不过其作品多为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 罕有流传。
《七发》的意义
4.《七发》已经出现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出现“劝百讽一”的现象， 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七发》开始一大段，写“吴客”问“楚太 子”疾，指出内宫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并提出要以“要言妙道”来 治病，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随后铺陈的七件事，却有六件是渲染声色犬马 之乐；最终归结到“要言妙道”，仅仅是很空泛又很简短的一小节。
2 .《服鸟赋》 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某日有一只服鸟（猫头鹰）飞入贾谊
室内，在当时人看来，这意味着“主人将去”，大不吉祥。贾谊 正处于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 此赋自我宽慰。赋中以万物变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执著于毁 誉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学为解脱之方，却在解脱的语言中 深藏不可解脱的痛苦。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 折点。它掀开了 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 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 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 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 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 群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 代，而且作品题 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 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 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 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 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 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的意义
1.《七发》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它假托 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 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最后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 楚太子病愈。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然很简单，却摆脱了先 描述实际事件、再抒发由此产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 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容。以后的大赋，也多 采用这种虚构框架和问答体的形式。
1.汉代文学的主流：辞赋 2.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 物为中心来反映 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 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 《史记》的体例， 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 文 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3.政论散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3. 诗歌：四言诗体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产生 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 谣和乐府诗，东汉开始大量出现文人五言诗。
枚乘（？—前１４０），字叔，江苏淮阴人。先后游于吴、 梁。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 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 吴王均不听。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景帝时， 拜为弘农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辞官。武帝即位后，慕 名召他入宫，结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汉书·艺文志》著录 他的赋九篇，其中的《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 为前人所称道。今存可靠而完整的，仅《七发》一篇，但 这却是标志着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 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
贾谊辞赋的两篇代表作 1.《吊屈原赋》
汉文帝四年（前１７６），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赴任途中，经过湘江。湘江是屈原当年遭放逐时所经之地， 贾谊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吊 屈原赋》，名为吊屈原，实 为自吊。作者描写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 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 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 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同情 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七发》的内容 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说七事以启发之
（《七发》之名即由此而来），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 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 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 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 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向 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 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 溺于安逸享乐。
“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 化的写照。这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七发》的内容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 “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 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结果，捕获猎物之 众多，庆功酒宴之丰盛， 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 波涛未起时，可以涤荡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 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的生 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 参与。
原文：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濯、
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 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 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发》的意义
事实很明显，《七发》的重点不是说理，也不是批判，而是 展示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嗜欲，并以语言的形式，将这些素材创 造为新鲜的文学美感。在人类文化中，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与 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合理 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七发》在这方面，并不打算作深 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却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为道德上的 立足点，然后展开它的铺陈部分。这个简便的方法，为后来的赋 家所利用。只是随着儒学定于一尊，把“要言妙道”改变为“引 之节俭”。
该赋是楚辞与汉赋之间的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 成分已经减少；它的文句，除去语气词“兮”字，基本上都是整 齐的四言句，这已经脱离了楚辞的风格；赋的内容，以假设自己 与服鸟的问答展开，也开了汉赋问答体的先河。
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出现
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 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 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 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 化、享乐等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 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 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 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 注意力转移到 文学方面。
辞赋的概念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 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 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 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 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 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 的区别。
《七发》的意义
3.《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 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枚乘以前，《招魂》 对音乐歌舞与宴游景象已有较多的描写，《七发》继承了《招 魂》而表现得更为集中、丰富和细致；对狩猎、观涛、车马的 描写，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中关于游猎和酒宴场面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七发》第四节 （宴游）、第五节（狩猎）的扩充与发展；王褒专写乐器和音 乐的《洞箫赋》，可说是对《七发》第一节（音乐）的发展； 《七发》中写海涛的第六节，则启迪了后来木华《海赋》、郭 璞《江赋》等江河湖海题材的辞赋。
《七发》的意义
2.《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描写为中心 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篇赋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美丽的语言 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 （所谓“七发”，实以此六事为主），最后引申到贤哲的“要 言妙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虽然 楚辞中也有较多铺陈的成分，而《招魂》尤为突出，但刘勰为 赋所下的定义，只有对《七发》以后的赋才是充分适用的。与 铺陈的特征相适应，《七发》的文句，也改变了楚辞文句富于 变化，多用虚词和语气词的特点，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使语 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 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 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期，汉初至武帝初年 第二阶段：鼎盛期，西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 第三阶段：模拟期，西汉末至东汉中期 第四阶段：转变期，东汉中期至汉末
《七发》的内容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 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 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 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 赏音乐，便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 悲”之歌；品尝饮食，则选最鲜美的食材，令人做出“天下之至美”的菜 肴；驰逐争胜， 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车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 兴，则登台纵目，置酒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
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
1.汉初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 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 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 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 貌的赋。 2.代表人物：贾谊 3.代表作品：《吊屈原赋》 、《服鸟赋》
贾谊（前２０１—前１６ ９），河南洛阳人。年仅二 十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 任太中大夫，参与国家事务， 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 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好 论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 的不满，被贬到湖南任长沙 王太傅，因此写下了他的两 篇主要赋作。
梁孝王刘武 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
（前184年?－前144年）。他与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出，是 汉文帝嫡次子。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 居天下膏腴之地。 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 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公孙诡、邹阳、庄忌、羊胜等从 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 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
最重要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前１１８），字 长卿，蜀郡成都 人。少年时喜欢 读书，因仰慕战 国时名相蔺相如 的为人，而改名 相如。《史记》 有《司马相如列 传》。
司马相如生平
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二十多岁时以訾（钱 财）为郎，在景帝身边任武骑常侍，时常随从狩猎。但这远 不符合其 志向，而且景帝不喜辞赋，所以相如意颇不自得。
代表作家
1.东方朔（前１５４－？），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 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颇为欣赏，令待 诏公车，累迁 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 论事，故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另有《非 有先生论》， 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2.枚皋（前１５６－？），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 武帝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而才思敏 捷，从侍左右， 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出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 山等大事，以至于骑射打猎、 驾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枚皋 应诏而赋成，故所作赋的数量大大超过他人，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 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 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 美情趣和文学观。不过其作品多为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 罕有流传。
《七发》的意义
4.《七发》已经出现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出现“劝百讽一”的现象， 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七发》开始一大段，写“吴客”问“楚太 子”疾，指出内宫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并提出要以“要言妙道”来 治病，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随后铺陈的七件事，却有六件是渲染声色犬马 之乐；最终归结到“要言妙道”，仅仅是很空泛又很简短的一小节。
2 .《服鸟赋》 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某日有一只服鸟（猫头鹰）飞入贾谊
室内，在当时人看来，这意味着“主人将去”，大不吉祥。贾谊 正处于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 此赋自我宽慰。赋中以万物变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执著于毁 誉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学为解脱之方，却在解脱的语言中 深藏不可解脱的痛苦。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 折点。它掀开了 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 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 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 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 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 群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 代，而且作品题 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 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 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 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 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 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的意义
1.《七发》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它假托 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 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最后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 楚太子病愈。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然很简单，却摆脱了先 描述实际事件、再抒发由此产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 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容。以后的大赋，也多 采用这种虚构框架和问答体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