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制的特点

清代宗族制的特点

1987年，我和常建华教授合撰《清人社会生活》一书①，其中由我撰写的《清人的宗族社会生活》一章，将清代宗族制的特点归纳为三条，即（1）宗族制度的规制的不断完善与其不能彻底实行的矛盾；（2）一般地主拥有了对宗族的控制权；（3）政府注意调节政权与族权的矛盾关系，并拥有绝对的主动权，迫使宗族处于被动地位。近两年，我对古代宗族史作了初步探讨，同时陆续读到李文治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家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等三篇宏文②，受到很多启发，今因从我国古代宗族发展史的角度，从宗法宗族制度的变化过程，进一步考察清代宗族史，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故不厌其繁，草此小文。其中有史料重复利用之处，尚乞读者惊宥。

一、宗族的绅衿化与富裕地主商人化

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之间是为族人，但他们是否成为一个社会群体，还要看他们是否有组织，这组织在古代就体现于祭祀祖先的宗庙祠堂。在周代，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③，即天子所祀之祖先百世不祧，诸侯五世而祧，大夫祭曾、祖、父三世，士只能祭父亲一世，庶人无庙制，祭祀自然不能超过一世。不同社会集团的人有不同的祭祖法则和宗族组织，社会层次越低，祭祖祖先的权力越小，宗族组织因受到较多的限制而不健全。到了我们所要论述的清代的前一个王朝的明朝，如李文治在《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一文中所说的，明朝政权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于是“庶民户皆有权建置祠庙，在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人一个族姓的宗祠或家庙，由祠庙所联系的族众人数大为增加”。这就是说，由于祠堂的被允许在民间设立，宗族组织民众化了④。

清承明制，宗族政策亦然，允许民间建设祠堂，追祀远代祖先。清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大多聚族而居，因而设置祠堂。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众而聚，族皆有祠”⑤。他说的闽、赣、湘三省宗祠多，自是事实，此外，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宗族建祠堂的也很普遍，北方各省亦有宗祠的建立，尤其是山东，为数不少，不过要比南方少得多。聚族而居的人们建立宗祠祭祖，在清代是一个普遍现象，宗族组织确实是民众化了。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宗祠由什么人掌握，它的性质如何？与古代有何不同？由于宗祠是以祭祖的名义设立的，所以需要从祠堂祭祀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自从明朝解除民间祭祖代数的限制之后，清代民间追祀远祖，所谓“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⑥。而且亲尽不祧，故祀至十几代、几十代，正如嘉道间学者李兆洛所说：“今士庶家宗祠，动辄数十世，族之繁者，木主几无所容”。①这些宗族，皆把祖先牌位放在宗祠的正堂，有的宗族考虑到正堂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神位，就有选择地在正堂设始祖木主，并另辟享

①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家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另二文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与宗法宗族制》，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西周宗法制释义——论西周典型宗法制从属于封建领主制》，见《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③《礼记正义》卷12《王制》，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1335页

④早在1944年，高达观在《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一书中，对宗族普遍化已有所涉及，见该书正中书局版第72页。

⑤《皇朝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卷58陈宏谋《选举族正族约檄文》；卷58辅德《请禁祠宇流弊疏》；卷23《复方本府求言札子》；卷59《别籍异财论》。

⑥张惠言：《茗柯文四编·嘉善陈氏祠堂记》。

堂，供奉其他祖先。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祠一本堂，奉祀始祖，袝祀二世至十一世祖先，十二世以降的先人的配享，于康熙五年（1666年）、嘉庆四年（1899年），先后议定，视其德、功、爵的情况来定：“十二世以下，论德、论爵、论功，率众论者配享”。论爵，指文官七品、武官三品以上的官员；论功，是子孙给祖先向祠堂捐银，捐多少，又根据其人生前地位而定，如文官八品、武官四品皆交银40两，从九品官员70两，吏员90两，无职者100两②。论德的条件，可以参看明代广东南海人、曲靖知府庞嵩宗族的祠制，该族祠堂有崇德龛，供奉“隐而有德，能周给族人，表正乡里，解讼息争者；秀才学行醇正，出而仕，有德泽于民者”。即能够在族内外帮助别人，有善德、义行。任氏以德、爵、功决定祀享者，屈大均在介绍上述庞嵩的祀法之后，表示“吾族将举行之”③，可能也是实践了的。江苏武进庄氏的庄恒，明季浙江督学御史，于顺治八年（1651年）“修葺宗祠，增置义田”，康熙间刑部郎中庄朝生再次兴修祠堂，至道光间庄氏特设“缔造祠”，奉祀庄恒、庄朝生，并且规定此后子姓中有增修祠宇、续捐祭田，大有功于祠堂的，可以袝祀缔造祠④。任氏、庄氏而外，还有一些宗族以德、爵、功作为祖先从祀标准。《洛阳戈氏宗谱·例言》写道：“宗庙之礼，以序昭穆，此不刊之典也。曾见绅士家止序贵贱，不论尊卑长幼，其与名分何”？虽然对以贵贱定袝祀的宗族表示不满，但反映这样的宗族为数不少。

祠堂祭祖，若按昭穆之序，依亲尽则祧的原则，符合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法则，可是论德、爵、功则违背了人之常情。然而任氏等宗祠那样做，也有其道理。论爵，是尊族内做官的成员；论德，是推崇有功名的读书人和行为高尚者。论功，是嘉尚对祠堂有贡献者。这些人以其修祠宇、设族产，团结宗族；以其为官作宣，科举进学，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为此表彰他们，而不惜破坏宗族伦理常情。这就是它出现的必然性。

宗调配享的德、爵、功原则，表明活着的人是怎样看待祠堂祭祖的，这祠堂是为了论德而设立的，那就是说官僚、读书人和大商人生前是宗祠的主人，死后是崇祀对象。

这个结论还可以从宗祠祭祀后的食馂余活动来观察。各宗族在冬至大祭之后，有经济条件的，要向族人发放少许钱物，有的给制钱，有的分胙肉，有的举行会餐——食馂余。在发钱、会餐中，一般根据敬老的原则，多予高龄者以钱物，但是也有一些家族，按照族人的社会地位，给以不同的对待。浙江山阴王氏宗祠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规定：“宗庙之中，亲亲又当贵贵，凡有超群衣顶子弟，其给胙又较执事者次第倍之，以表奖劝之意”⑤。凡具有举人、进士和品官身份的族人，分到的胙肉，比祠堂主事人员还要多，更不要说一般成员了。胙肉加倍给，所值有限，问题在于这是荣誉，表示获得者在族内有崇高的地位。食馂余中的贵贵原则，使活着的官僚和科举功名者在家族祭祀中取得高于族众的地位。

祠堂祭祀与故世、存世绅衿的关系，由族长掌握，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是如何呢？传统的大宗法法则，族长应由大房的尊长担任，在清代有遵行的，而较多的是另有原则。如武进城南张氏于道光时定议：“族长虽序行序齿，以有德为主，若份虽尊而德不足以信于人，即强为武断，众共摈之，弗听命，焉可也！倘信义足重，品行端方，即非尊长，当共推为族贤，凡事必资禀而听命焉”⑥。该族族长之任，辈高年尊之外，要有贤德，与此同时还要设立能干的“族贤”，与族长共理事务。许多家族与张氏一样，有若干祠堂管理人员，如武进庄氏公举“有身家、能干办、励廉节者”为祠堂经济的“经管”⑦。由此可知，祠堂的管理人员要具备四项条件：一是位尊年高，二是为人贤德公正，三是家庭经济富有，四是能廉节奉公。

①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3《孟岸金氏族谱序》；卷9《薛民义庄记》。

②民国《宜兴篠里任氏家谱》卷二之四、二之五。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册第46页。

④常州《毗陵庄氏族谱》卷15《袝祀缔造祠旧记》、《旧定经理何产各条》。

⑤绍兴《中南王氏宗谱》卷首《宗祠规制》。

⑥民国《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2《宗约》。

⑦常州《毗陵庄氏族谱》卷15《袝祀缔造祠旧记》、《旧定经理何产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