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福利思想所查资料

近代社会福利思想所查资料——道家近代社会福利思想1.西方慈善思想在近代的传入1840年的鸦片战争，全面开启了西学东渐、西俗东移的帷幕。

此后的百余年间，中西两种异质文明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碰撞与融汇，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方社会的各种理论学说、思想观念纷至沓来，并日趋走强，其慈善思想也随这股潮流涌入我国，渐渐传播开来。

受此影响，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在近代激荡迭宕的社会变迁进程中，自然而然发生了嬗变，由旧趋新，兼纳中西，最终形成了顺应时代要求具有崭新内涵的慈善思想。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是接受了西方社会慈善福利思想的若干影响。

具体言之，主要有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国人海外见闻三个方面。

(一)教会慈善事业的影响教会在华兴办的慈善机构，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最直接的一个途径。

随着鸦片战后洋教的深入，一些传教士或教会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了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育婴与医慈善机构。

1846年，基督教会即在上海租界设立仁济医院，“以外国法治病，伤科尤妙”。

设馆以来，用西医西药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活人无算”⋯(卷一，在慈善医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开办于同治年间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在当地也有广泛的影响。

该院也是一个慈善性西医院，主要靠西方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收治中西病人。

据该院对其1871年的统计，该年总共收捐款洋1 580元(其中上海道宪捐助洋100元)，开支1427元，共收治病人17 644人，其中西方人321人，余皆中国人。

由此，当时社会舆论对于该医院的西医治病之法亦大为赞叹：“西医治病之法最齐者，凡遇受重伤之人，已不可治，则割去所伤之肢体，用药敷之，使能保全性命，否则其人必不能生。

其人愈后往往废弃无用，西人又能赠钱以终其身。

夫设立医馆，固为一大善举，况又于其中行此美法焉，其为功德不大矣哉∥20从上海虹口养育堂我们已可看出，当时西方人在中国所设立的西式医院由于西医的便捷灵验，以及它对中国广大民众免费治疗的现实效应，即具有慈善性质，对国人极具吸引力，也最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有施医局、惠民药局等专门性施医机构，但时至近代已大多颓废，即便仍有存在，其效用也大大减弱了。

更何况，中国传统施医机构从无常年开办者，而是多选在夏秋疫疠高发期，其余则归于停顿。

这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

所以，同治以后，在教会慈善机构的影响下，在占风气之先的沿海通商各埠一些开明的绅商开始纷纷联络西方人士，着手开办医院诊所。

例如上海，“均系中西客商捐赀建造”的西式医院在当地亦很常见，并且对危苦之人“不费分文”即可享受医治旧J。

显而易见，这类医疗机构对穷苦之人往往多有免费施救的慈善之举。

于是，具有中西联合性质的医院诊所，也就成了近代中国受教会慈善事业影响最早而设立的慈善组织。

另外，教会还着力经营了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上海土山湾孤儿院、浦东唐桥墓女孤院、汉口孤儿所等H1(P17引㈦。

有的地方还创办了安老院、孤老院等慈善机构。

教会慈善事业的成功举办，很自然地受到一些思想开明、热心社会福祉的人士的关注。

张謇在清末民初之交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教会在华东地区创办慈善机构的一些情况，还亲自参观了上海教会慈善机构，并深有感触。

清末南通旧育婴堂建于城西隅，地庳屋隘，既有碍卫生又不利于婴儿成长。

1903年，张謇从沪上了解到徐家汇圣母院的育婴事业后，遂决定将之迁建于一新址，新育婴堂渥宇轩豁，空气疏通。

而后，他“复与同人力去普通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汇教会育婴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5](丹㈣。

不难看出，“西方教会育婴事业的传人，对中国旧有的育婴堂等传统慈善机构产生了强烈刺激，使之除弊兴利，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育婴事业的成功之处”№J。

辛亥年间，张謇又得知“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觉得颇有孔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意，于是“莅而观之，养男女老者，凡百七八十人。

行其庭穆然，洞其室涓然，辨其事秩然，相其人温然。

尸其事者弗受给，而更迭募资以赡院之用；受其养老弗役人，而各任所能以尽人之宜。

退而思之，惘惘然，恤恤然，我中国未尝有也”。

归来之后，即在1912年自己60寿辰，“乃先期告朋好，以觞客之资，营养老院于南通”[5](丹4¨。

他在南通创办的狼山盲哑学校，也缘于此。

“法兰西人于18世纪始，创凸字以教育人，其后传衍于巴黎盲学校乃寝广。

西班牙人又创记号法，至德意志人创发语法，始详于教哑，乃有聋哑学校。

我国北京、上海、烟台等处，虽亦有盲哑学校，然皆基督教会所设立”[5](P1㈣。

而尚无一所属国人自办，于是创办了狼山聋哑学校，为近代的慈善教育之楷模。

此外，教会赈灾慈善活动也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产生了影响。

“丁戊奇荒”发生之初，传教士李提摩太即首先联络外侨于1877年3月在上海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

随着灾情的日趋严重，传教士开展的灾荒救济规模也不断扩大。

1878年1月，在原来山东赈灾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在北方诸省开展洋赈，其赈灾分为募捐、解赈、放赈等几个相对独立机构，各有专人负责，分工协作，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救灾机制，并取得相当大的成效。

这些西方传教士主持的洋赈，对正在兴起的有近代民族意识的中国绅商无疑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刺激。

这正如郑观应在《筹赈感怀》一诗中揭露清代一些墨使贪官借赈敛财、侵吞善款之后，所喟叹的：“且为异族诮，抚膺诚可差。

何如行善举，慷慨法欧洲。

筹赈设公所，登报乞同俦。

乞赐点金术，博施遍神州”[7](P1鼎’聃’。

正缘于此，郑观应遂联合经元善、李金镛、严佑之等绅商在上海创设筹赈公所，仿传教士在华设赈委会的办赈模式，开展了大规模的义赈，救济北方各省的亿万灾黎。

由此可见，在开风气之先的上海等通商口岸，西人的慈善赈济活动已然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慈善观念的产生。

(二)西学书报的流播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外国人在宁波、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开始设立印书馆，刊印和散发宗教宣传品和西学书刊。

后来，又建起一些翻译机构，编译报刊，传播西学。

影响较大的翻译机构有外国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

洋务运动兴起后，洋务派也先后在上海、北京创设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处、同文馆，以中外人士合译的方式翻译西书。

一些西方人士如艾约瑟、傅兰雅、林乐知等人都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初共译出自然科学著作、教材与普及读物323种，应用科学294种。

尽管大多数译书为科技图书，但也有一些书籍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史地、政情民俗和社会状况，自然也涉及一些西方国家慈善事业方面的载录。

而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对西方传教士举办慈善医药、育婴、赈灾活动也有报道。

甲午以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国内外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的介绍达到了高潮，使更多的中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期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也参与其中，广泛介绍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当然，也介绍了一些慈善福利制度。

如《知新报》，更是频频报道了欧美国家关于盲、聋、哑等弱势人群的慈善救济之法：“英国山域地方，有盲人学校，收留贫乏无依盲人，兼教学习手艺工夫”。

盲人通过在校学习，掌握一定的技艺，“所造各物，甚为齐整，一年造物者26人，共获工银830镑”；“凡盲者在此学成一艺，可外出以谋活计，不须倚靠别人”。

欧美诸国也积极探索对聋哑人的教育之法。

“聋哑之人，近代更出新法，教之能言。

欧洲各国，生而聋哑之孩子，俱学用其口音，虽其自己不闻声，而旁人闻之，不似哑者，清晰如常人”。

此外对西方新发明的为聋昏者提高听力的助听器作了介绍，并附有插图说明助听器的工作原理，使国人对西方各国慈善福利事业有了清晰的了解。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红十字组织在战争救助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数万人赴辽东战场进行抢救。

他们严守中立，不分畛域，不仅救护日本人，也救护中国人。

赤十字社这种行为感动了中国人。

战后，中国人开始重视红十字会，国内各大报纷纷刊登介绍和论述红十字会组织的文章。

1898，1899年，《申报》就先后刊登了《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红十字会说》等三篇文章。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红十字会的历史、功能，并呼吁中国尽早建立这样的组织。

其文称：红十字会是“泰西各国施医疗疾之善举”，“其滥觞于瑞士，各国闻此义举，无不仿而行之”旧J。

并详细介绍了其职能，澄清了一部分人对于它的误解：“人但知两国交争，例由红十字会中人奔赴沙场，医疗被创军士，开设临时医院，施以药饵，供其衣履糗粮，殊不知平时遇有疹疗天花，或则洪涛漭漭之中，轮船失事，会中人亦皆得施其神术，以拯生灵”【8 J。

“凡军士之受伤者，苟抛弃所持军器，则敌国红十字会亦一律疗治，盖以人之爱生恶死具有同情也”旧o。

通过上述各篇文章，使中国普通民众对红十字会这个人道主义组织的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新的发展铺垫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三)国人海外见闻的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始得以有机会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来到异邦。

然而，当时“华夷之辩”依旧甚浓，出洋的人只有寥寥数人而已，如容闳、黄宽、黄胜等。

他们当中，惟有容闳影响最大，对西方社会了解亦最深。

他早年归国后就曾言：“美国有富翁积财数千万，尽行拨作各种善举者”[10]㈣川。

然而近代早期人们对西方慈善事业的了解并不多，其载录也多语焉不详。

随着中国对西方列强的全面开放，中西双方的交往在逐年加深。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派出了一批官员赴英、法、美、俄等国，交涉外交事务。

随后，又有更多的中国士大夫、留学生出洋，他们将所见所闻载录下来，写成了日记或游记。

这些载录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好奇地看待西方社会的一切事物，也包括各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相关情况。

这些著述大多在当时都已付梓刊印，流传于社会之后，对中国正在兴起的近代慈善事业也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加快了中国传统慈善思想近代化的趋向。

据我们检阅文献所知，同光年间，李圭、郭嵩焘、张德彝等人出使欧美各国，在其著述中均对这些国家的慈善事业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1866年，志刚初使泰西，即已注意到美国的育婴慈善事业。

他在敖拜尔育婴堂内，见“男女童约二百余。

男女皆读书，女兼针黹”[11]‘唧’。

10年后，李圭游历美国，就更详细介绍了纽约育婴堂的情况：“育婴堂屋共100余间，间各宽敞。

现在男女自初生至七八岁者约600名，有时多至3 000人。

每楼设16榻。

每2榻相并，一卧两婴儿，一卧乳媪。

帏帐、被褥、衣裤俱洁净。

厨房、浴室亦然”[12]为周全照顾好幼儿，皆选恪守清规、专事认真的教会修女任总管、司事。

除养育之外，育婴堂对“教”亦甚尽心尽力。

“男女四五岁，即使认字读书，并教作小玩物，如纸叠方胜、同心结、泥土人物，以开其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