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的天使,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是同一个人

屋里的天使，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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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屋里有个天使，阁楼上有个疯女人，她们都是男主人的妻子，一个现任一个前任，或者说是同一任，因为这看似冲突分裂的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纯洁善良、谦卑恭顺的贤妻良母心里都藏着个邪恶淫乱、狂野反叛的魔鬼妖妇。这是多么吊诡的“楼上楼下”组合，却又如此巧妙深刻地吻合了世间万物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原则。这就是两位美国女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1936-）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1944-）在《阁楼上的

（The Madwoman in the 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中为维多利亚文学中的女性安置的家庭空间和角色分工。《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作者：[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当简·爱和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终于站在神父面前要宣誓结合时，一个疯女人的出现粉碎了简·爱的一切梦想，这个疯女人就是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这个疯女人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但也因此成全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姻缘。

本书问世前，大多数读者对伯莎这个疯女人并不太重视，自从有了本书，人们忽而重新发现了一个类别。这些疯女人公然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自取灭亡……但本书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将这个疯女人从阁楼上请下来，指出伯莎是简的一个黑色替身，而伯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是简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也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吉尔伯特和古芭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将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解读为简潜意识中反抗父权的另外一个自我，认为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就是叛逆的作家本身。

《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丁、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和心理分析的模式，对这几位重要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剖析,并将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视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梳理并归纳了构成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传统中一系列重要的意象与隐喻，以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阐释以往的女作家作品背后的意义，将之纳入她们的解释秩序，抨击父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以及由此而对妇女和妇女文学的偏见和歧视，提出了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此书自问世以来，以其激进的批评姿态和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

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珊·古芭图片来自网络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二人均为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她们是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二人长期合作，一直在开创女权主义思考领域里探索。除去《阁楼上的疯女人》以外，二人编纂有著名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1985），并写出了《没有男人的大地：二十世纪女作家的位置：言语的战争》（1988）、《性变幻》（1989）、《前线来信》（1994）等女权主义论著。

撰文｜书评人李博婷审美的快感挖掘全新的激进派女性诗学

这两位作者第一次证明在大量囚禁与逃跑的意象背后，在无数顺从与叛逆的矛盾冲动背后，在对厌食症、幽闭症和广场恐惧症等迷恋描写的字里行间，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能量，和一个清晰自觉的女性文学传统。她们试图对其进行定义，试图在以男性性别为创造力的前提之下（即她们开篇所问“笔是对阴茎的隐喻吗”）揭示女性写作的焦虑与困境，并在几千年厌女症（misogyny）式的男性写作中挖掘出一种旨在颠覆的激进的女性诗学。结果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所代表的黑暗与悖反、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复杂范式。“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语出维多利亚诗人考文

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歌颂妻子、赞其为女性典范的同名诗歌，本不甚出名，也丝毫不带反讽之意。但经二十世纪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那篇名为《女人的职业》的演讲中征引改造，始成女权标靶，代表纯洁无私、温柔同情、没有头脑等男人最喜欢的女性形象。伍尔夫说女人要写小说，需得首先杀死这位萦绕左右、不断谏言、困扰其独立意识的幽灵天使。而“阁楼上的疯女人”则来自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指桑菲尔德府（Thornfield Hall，直译为“荆棘之地”）这座哥特式宅院顶楼铁屋里紧锁着的男主人罗切斯特早年为钱在殖民地娶的

疯妻。她本是最见不得人的存在，是男人的秘密、时代的秘密和整个英帝国与殖民的秘密。她也曾高大丰壮，热情美丽，可如今如野兽般被囚被困，再不言语，只剩了时时狂笑，还老偷空逃跑，终于一把火烧了桑菲尔德，烧瞎了罗切斯特的双眼，也烧死了自己，替简·爱做了她想做而未做的事。

以“疯女人”命名的这本勇敢之书1979年初版，2000年再版，2015年出中译本。老书新译，个中缘由，恐怕要属原书700页的篇幅。译成中文，再加两版作者序和一篇译者跋，还有密密麻麻的注释与索引，更有900页之多，译者的孜孜不倦令人感佩。但是如此冗长的篇幅却丝毫不妨碍此书读起来元气充沛，锐利生猛，激情澎湃，蒸腾着学术著作少见的自发与蓬勃，散发着两位作者自言的“审美快感”和一种急

于对男性写作进行修正的“狂喜状态”。哪怕繁臃累赘，比如每个研究对象将近十万字的讨论篇幅，却也正说明两位作者是多么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哪怕有人讽刺她二位虽痛感“笔是阴茎”，但其实她们才最需要一支编辑的“红笔”整顿删削她们那跌跌撞撞、任其滚落的文风，可是无论如何这种无法压制的表达欲望，只能出自“愤怒的年轻人”。那种博闻强记和气韵生动更让人想起与她们同代稍早的苏珊·桑塔格，只不过桑塔格行文更简洁洗练，更是风格家。《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年英文初版封面凌厉的自白重划英美女性文学版图

《疯女人》在对学术版图的重新划分上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只看前言里吉尔伯特和古芭说她们写这书时夏洛蒂·勃朗特还乏人问津就知道了。的确，在她们之前的大学课堂顶多讲讲奥斯丁和伍尔夫，就算是代表了所有女作家。即使是伍尔夫，此时也只能算是重出江湖，因为她虽有自家出版社几十年如一日的自我行销，但如无大西洋对岸美国女权研究者的兴趣，如无《疯女人》，《一间自己的屋》恐怕无法获得今日女权宣言的地位。《疯女人》还无一例外地捧红了它所研究的所有其他作家——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另一位勃朗特、玛丽·雪莱，以及诗人伊丽莎白·巴瑞特·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艾米莉·狄金森。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学界重塑正典（canon）的努力，一个动机正是来自《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