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科大学：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医生摇篮

中国医科大学：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医生摇篮中国医科大学这所作为我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军医学校，1931年发端于江西瑞金，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军医学校1931年11月，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医务工作者的大量需求，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中央军委很快予以批准，任命贺诚兼任校长并负责学校的筹备工作。

同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参加开学典礼。

朱德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了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

”并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

”贺诚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办学工作的亲切关怀，强调了毛泽东为学校确立的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学校从红军中招收25名学员作为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

这些人中有3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是张汝光、游胜华、刘放。

其中，游胜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协助白求恩工作，被白求恩称为“我最好的外科医生”。

军医学校在瑞金办学期间共招收了9期学员。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专业医学教育机构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从此跟随共产党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

从长征路上走来红军军医学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一边办学一边担负救护任务。

当时的学习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样十分艰苦，但是革命必胜的信念时时激励着师生们，不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战斗和学习中。

1932年10月，中央军委改军医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

1933年8月，学校合并了红色医务学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做出战略性大转移的决定，开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卫校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

长征初期，卫校每位师生背着二十多斤重的书籍、行李、器材、枪支弹药等物品，每天要走八九十里山路。

没有时间上课，学员们就把习题抄在纸上，挂在背包上，让走在后面的同学学习。

为适应行军的需要，学校将军医九期和调剂班、看护班学员分散到各部队参加工作，军医六、七、八期学员和教职员则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

行军途中，过湘江前后，战事迭起，师生们都投入到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中。

行至黎平，红军进行整编，又陆续有红军卫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做救护工作；另一部分师生则被分配到隶属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教员做医生，学员当看护。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时学校召回了分散在部队的学员，集中进行学习，特别是对行军中的卫生勤务及有关急救知识进行学习和总结。

不到一周，学员又分散到部队中随军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以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

毛泽东主席率领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进入陕甘地区，于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随左路军行军的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比较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军医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

复课后环境相当艰苦。

师生们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借用藏民的牛棚或露天上课。

当初从江西出发的一百多名师生中的许多人，在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彭龙伯校长、李延年教员就是先后在长征中光荣牺牲的。

1936年，军医第六期在长征途中的四川芦霍地区毕业。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

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同时边行军边办学并且担任救护工作。

特别是军医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毕业，创造了我党我军医学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丽篇章。

1937年，学校迁至延安附近的闫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八期在此毕业。

毕业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再次指示：“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

”1938年3月，学校迁至延安南面的张村驿。

同年秋，边区政府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训练班动员八百多名知识青年到卫校学习，为卫校增添了新生力量。

从军医学校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为红军培养了三百余名各类医务工作人才。

长征精神哺育中国医科大学茁壮成长1940年3月，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红军卫校随部队转战到延安。

此时，中央决定把八路军医院（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卫校的临床教学医院。

1940年秋，毛泽东主席亲临学校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

就在这一年，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共中央批准，红军卫校正式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从1940年至1945年的五年时间里，毛泽东主席五次亲临中国医科大学视察。

1941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医科大学题写了著名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中国医科大学从延安出发，赴东北办学。

1946年2月在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前身为蒙疆医学院）合编，短期复课。

同年6月，学校继续东进，于1946年7月到达目的地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合并了先期在当地办学的东北军医大学（前身为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从1948年初起，陆续建立延吉、哈尔滨、通辽、承德四所分校。

这四所分校后来发展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延边医学院、承德医学院。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彻底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中国医科大学奉命进驻沈阳，接收、合并了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其前身为原满洲医科大学)和辽宁医科大学(其前身为原盛京医科大学)。

至此，由三所老校组成的中国医科大学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今天，作为校魂的长征精神在中国医科大学代代传承，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扬光大。

学校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为学校制定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把传承长征精神与学校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医疗和人才培养工作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如今，中国医科大学已培养了7万余名高级医学专门人才，一大批学子已成长为国家卫生管理、医学教育界的著名领导干部和国内外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有卫生部的正、副部长10位，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位，将军40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2位，被誉为“红色医生的摇篮”。

回顾历史，放眼未来，中国医科大学将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建设一流高等医学教育作出新贡献，在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征程中谱写新篇章。

毛主席为学校题词1941年毕业的军医十四期是红军卫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期毕业生。

在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

当时的十四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作了汇报。

王校长很快接通了毛主席的电话，请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给十四期毕业同学题词，毛主席立即答应了王校长的请求。

不久，毛主席的题词就送来了。

只见一张白纸上，毛主席用毛笔书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遒劲的大字。

所以，十四期的61名毕业生就有幸得到了印着毛主席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的毕业证书。

从此，毛主席的题词不但印在十四期同学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地印在了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最终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开学典礼在红军初创时期，非常缺乏医务卫生人员。

1931年11月，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在这次大会后，由贺诚同志主持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于是，1931年11月20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红军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

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同志兼任校长，并从红军各部队中招收了25名干部和战士作为红军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

开学前，总卫生部从江西瑞金迁到雩都，卫生学校的校址便选在雩都县城的一座空教堂里。

1932年2月22日，军医学校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

全校师生加在一起只有40多人，但典礼仪式却十分隆重。

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总参谋长叶剑英等参加了开学典礼。

朱总司令作了寓义深长的讲话。

他说：“我们红军已经扩大了好几个军，缺乏卫生干部，要自己培养军医。

你们要学好本领，为红军官兵服务。

我们红军从今天开始有了第一所军医学校，能够培养红军自己的军医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我代表总部其他领导同志，向大家问好！”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25个同志相当光荣哟!你们是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的第一批学员。

希望同志们刻苦学习，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好的成绩，人人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合格红色军医！”接着王稼祥主任、校长和学员代表等讲了话。

最后一项仪式是授旗，朱总司令亲自把一面绣着“中央军委军医学校”的校旗授予主持学校工作的彭龙伯副校长。

全体师生起立，庄严地向校旗行了军礼。

长征路上毕业的第六期学员1934年第六期学生到卫生学校不久，就开始了长征。

那时候，前面有国民党军队的截击，路上有地主还乡团土匪武装的骚扰，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地在头顶上嚎叫。

每天不打三五仗就冲不出去。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学们边打仗、边行军、边学习。

穿过几座人迹罕见的大雪山，过毛尔盖，走不远就进入了草地。

带的东西很快就吃光了。

可是在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很少，有时野菜也吃不上。

前面部队吃叶，后面吃茎，最后面的吃根。

有的同学把脸吃肿了，几乎分不出眼睛和鼻子来，也有的中毒死了。

有一天，同学们拄着小棍艰难地往前走着。

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他们面前停下来，用温和的眼光爱抚地看着同学们说：“小鬼们！累不累？前面不远了！快到宿营地了！”“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同学们喊起来。

这时候，什么饥饿呀、疲劳呀，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了。

在戎马倥偬中，同学们仍然坚持学习。

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教员孙仪之想了很多办法。

行军时，把讨论题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讨论，前面的同学讲，后面的补充；教员也夹在同学们中间帮助讨论。

休息了，大家就坐在大树下，教员出题目让同学们回答。

到了离四川芦霍十几里的地方,部队休整。

同学们开始大建校舍。

向藏民借了个牛圈，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牛圈的墙是柳条和泥巴搭起来的，没有窗户。

征得主人的同意，凿了三个“窗户”。

其实，叫做窗户的只不过是大一点的窟窿罢了！又用门板涂上烟黑做成黑板，用石灰块做粉笔。

讲解剖课时，同学们常常把自己当标本，老师用笔画什么是“三角肌”，哪里是起始，哪里是后尾。

讲什么药物，老师就拿出这种药给大家看。

讲完一个病，就到临时医院去看病，这种联系实际的教学效果很好。

长征开始时，第六期及以后的学员还在学校学习，卫生学校随军委纵队开进。

1936年，总卫生部随左路军行动，在芦霍、甘孜停留时，召回部分第六期学员，同时新招收了四方面军的一部分新学员开课学习。

第六期学员在芦霍学完了全部课程，举行了毕业典礼。

学校还用当地抄写藏经的厚纸制做了精美的毕业证书，同学们手捧毕业证书无比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