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

一

在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近年来，人们对自然资本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界和政界对自然资本投资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中国21世纪议程》这样一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件清楚地提出要“衡量环境作为自然资本的来源以及作为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副产品的承载体的重大作用”，足可见自然资本及自然资本投资已经不是少数学者的“前沿”议论，更不是翻译家刚从国外贩来的洋货。

学者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分析自然资本，研究自然资本的核算、估算、分类，寻找鼓励自然资本投资的办法等，这些努力是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在开展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资本是一个新词，它实际上是在“自然资本投资成为必要”，也就是“自然资本逐渐取代人造资本而成为生产的限制性要素”的时候才为人们所“发明”的。美国学者戴利也曾指出这种限制性因素的出现。他说：“随着人类事业的继续扩张，由地球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稀缺，自然资本正在迅速成为制约因素。”这是一个或一系列苦涩的发现。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写道：“物种正在被推向灭绝，其速度比新物种进化快成千上万倍。在美国历史上，有500多已知物种已消失(其中一半发生在1980年以后)，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人类活动或入侵物种导致的栖居地破坏。每一个灭绝物种与上百个其他物种相关，它们大部分还没有名称，还没有受到调查，它们完全或部分地依赖灭绝物种，所以消失的生物形式数量实际上要大得多。”“地球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什么会“越来越稀缺”?报告列举的生物灭绝这个事例给出了结论——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现代社会发生的物种入侵也都是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报告称，“我们造成了巨变，这种变化相当于甚至超过自然生物学和地质学过程所引起的变化”，“美国社会的各种活动集合起来，正在改变土地、水和大气的化学成分，其剧烈程度比自然过程大得多”。这份报告告诉我们，不是别的，正是人们“造成”“巨变”的过程“正在影响”“自然资本”及其“持续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是一份反映美国情况的报告，但它同时也是自然资本概念和自然资本投资需求产生过程的写照。它给我们两点认识：

第一，历史上并非不存在自然资本，之所以过去人们没有使用过自然资本的概念，没有提出过进行自然资本投资的要求，是因为那时“地球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稀缺，不具有资本意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自然资本，或者说是自然一直忠实地向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但它被当做免费的午餐被人类享用却没有被人类当做资本来看待，更没有唤起人类进行自然资本投资的愿望。

第二，人类“造成”的“巨变”既是自然资本价值被发现的原因，同时也是把自然资本变成资本的原因。人类造成的巨变“改变土地、水和大气的化学成分”，把“物种”“推向灭绝”等，使原本不稀缺因而不具有资本价值的自然变得稀缺，那实际上参与人类生产活动的自然因为日益变得稀缺而让人们发现了它的资本价值并在事实上成为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资本。

二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新发现都会引起人们的兴奋，让人感到愉悦，但自然资本的发现却不能让笔者产生幸福感。这个发现是悲剧性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对人类以往的创造活动的破坏性的揭露。“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的“人类”造成了“环境日趋恶化”，其中包括“森林的砍伐、土壤与水质的恶化和沙漠化”、“动植物灭绝”等。人类今天遭遇的环境危机是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英国学者伊恩·莫法特把这种“因果关系”浓缩在下面这个判断中，即“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市场经济系统，将日益增加的压力施加于提供资源与生命支持系统的地球”。今天，自然资本的发现，尤其是自然资本投资的建议充其量不过是个亡羊补牢之举。

如果说亡羊补牢本来就是主张面对已经出现的过错和失误而采取积极措施，那么，自然资本的发现和自然资本投资的主张也具有积极意义。我所说的积极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学者们设计的对自然资本进行评估的办法是否可行，或者鼓励投资的设想具有多大合理性，而是表现在这种发现和主张建立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承认不论其创造能力多么强大，人类都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的支持。沿着这个判断进一步思考的结论应当是：人类无论有多少智慧都无法脱离大自然。正像一些科学家所认识到的那样，“生态系统的服务是文明的基本条件”。

自然资本也好，环境、生态系统也罢，说到底就是自然世界。人类原本就是且永远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机体时时刻刻都要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离开大自然就没有人类世界，就没有任何人类文明。一切人造资本都是自然世界中的财富，离开自然世界它们就既不可能产生，也没有任何意义。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类对自然应取的基本态度：尊重和顺应。

以往的人类活动之所以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环境悲剧，不是因为人类需求与大自然不相容，或者人类的创造力已经为人类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大自然所无法容纳，而是因为人类活动没有对自然给予必要的尊重，不是顺应自然的规律而是违背它。“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并不必然“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损害”，只有在“使用不当”时才会造成这种结果。“公地的悲剧”不是“地”的必然归宿，而是过

度放牧造成的。反过来说，如果人类“明智地”使用自己的改造环境的能力，“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有节制地放牧，即便是“公地”也不会出现退化、沙化的“悲剧”。

人类不得不依赖大自然。人类要从大自然那里得到“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就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规律。老子有言云“道法自然”。自然自有规律，那“先天地而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道也是法自然而成。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是须臾不可脱离自然的物类，她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如果我们把人类自身的存续、发展政策看做是人类之道的话，那么，这人类之道必须法自然而立，以自然规律为遵循。

三

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道应当以自然规律为遵循，而自然资本投资的主张顺应了自然规律的要求。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自然资本投资说到底就是把人造资本转化为自然资本，把人类过多集中起来的人造资本用来弥补相对不足的自然资本。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做法符合自然规律。然而，国家仅仅实行自然资本投资还不够。自然是比人类社会的任何系统都复杂的巨大系统，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一定是一项大政策，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类之道。自然资本投资即使属于这人类之道的组成部分，也可能只是并不十分重要的部分。

以自然规律为遵循的人类生存发展之道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这远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已经解决得很好的问题。这里只能对它从法学的角度作一点猜测。

第一，养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功能。环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然资源枯竭的危机，是自然的生态功能下降的危机。要缓解这场危机，要想“从大自然得到持久益处”，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必须对如何养护自然资源、维护自然的生态功能作出有效的安排。我这里所说的有效安排，显然不是实施诸如“2006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那样的一两个项目，而是具有科学根据和反复适用功能的法律制度。

第二，“量入为出”和“以出口定进口”。一切生产活动所共同具有的外部不经济性、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等决定了现代经济系统的自由发展一定要冲破自然的承载极限。人类要想避免自然生态系统因人类的“涸泽而渔”而陷入崩溃以及因这种崩溃而必然带来的人类文明的终结，必须设法避免人类活动突破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