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以中世界的某种理念展开他的关于人与世界的新的系统观点，在他的观念和表述中，表现了一种丰富的古代犹太神学的背景。霍布斯的问题在于对自然的两种观念：基督教的自然在自身内部是封闭的，并不包含灵魂的领域；而异教的自然通过其节律不仅决定人的身体，而且决定人的灵魂。他将一种理想化的秩序状态模式投射到宇宙当中。他发现，政治实践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达到秩序的确定性，这个洞见使得他将注意力由在法律中发现确定性的事业上转移开来。

标签：利维坦；卡巴拉；契约订立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作为17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不仅真实参与了英国政治的变革，而且通过建立一套后世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服务于议会制国家。从《论人类》到《利维坦》，霍布斯构建了一套机械的契约论，并由此奠定了现代性的根基。

1 霍布斯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霍布斯采取一种关于人与世界的新的系统观点，反映出的是“现代”情感的综合体，而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本不是“现代”的，而是一种中世纪的元素，它从制度之下的（subinstitutional）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只有当宗派主义的精神性在社会上变得如此有影响，以至于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作为其结果，我们才遇到那种可以被称为现代的情感和态度，这里所谓现代的意义，是指那些情感和态度在教会的中世纪组织分裂前并不存在。

众所周知，霍布斯用“利维坦”来形容国家，而“利维坦”一词最早源于圣经，是对一种怪兽的描述，通常被比作鲸鱼、海豚和鳄鱼的外形，在基督教中“利维坦”则被用来代表恶魔，由此可见，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所比喻的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主权者（国家）像“利维坦”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凌驾于世俗世界和彼岸天国之上，是决定政治领域所有人命运的最终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霍布斯所规划的是安坐龙椅，临朝听政，统治着那些环绕着他的贵族家族的太阳王（roi soleil）统治之下的新型君主国，不如说是一种崭新的自然观念。

霍布斯从机械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来论述人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说明人的感情、欲望和理性。他指出，人同自然的其他事物一样是一个物体。当外界物作用于人，有助于人的生命运动时，就会引起喜悅和快乐的情感。当外界无作用有碍于人的生命运动时，就会产生厌恶的感情。前者称为善，后者称为恶。在霍布斯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保存，趋利避害，无休止的追求个人利益，他写道：“得其一思其二，然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旧的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就会随之产生。“有些人时为求新辟疆土之名，有些人是为求安逸和肉体快乐，还有些人则希望在某些艺术或智能方面出类拔萃，以博得人们的赞扬和阿谀。”霍布斯人为，自然状态下人是生而平等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意识人在心理和身体上的能力是一致的，二是在相等的时间可以使人们在同样的事物中获得同

等的经验和智慧。正是由于能力上的相等，就能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从这两个前提出发，霍布斯提出了这一结论：“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有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 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霍布斯进一步从人性中寻求相互斗争的原因。他认为在我们的人类的天性中，竞争使人为了求利，猜疑使人为了求安全，荣誉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没有共同权利是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在自然状态中，人性让人彼此相互离异，易于互相离异摧毁，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没有什么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一集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都不可能存在。暴力和欺诈是一种美德，没有财产，没有统治权，没有“你的”、“我的”之分。在这种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下，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边是不存在善良与邪恶，也无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在“没有共同权利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处于自然状态中，人们不断的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而“暴力与欺诈在战争状态中是两种主要的美德。”这样，人们不仅对财物没有法定的所有权，甚至连生命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人们要保全自身，就应该走出这种自然状态，寻求其生存和发展之路。

2 告别自然状态之路——国家的诞生

想在自然节律中发现历史意义的倾向，在霍布斯所处的时代并非是独特的现象。不同于醉心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思想的培根，霍布斯认为，卡巴拉最严重之处在于人们习惯于用神秘主义和弥赛亚救赎来指导行动的选择（electio）。Electio 就是行动的自由选择，这意味着人们将通过求助于“黑暗王国”的建议来决定行动的过程——无论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及其时机。这种对弥赛亚的启示录的服从将削弱伦理责任、毁灭自由人格，并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问题在于对自然的两种观念：基督教的自然在自身内部是封闭的，并不包含灵魂的领域；而异教的自然通过其节律不仅决定人的身体，而且决定人的灵魂。为了摧毁卡巴拉因果关系的观念，并使基督教的灵魂保持完好，他必须仔细分析因果关系的正当意义。该分析具有更为明确的强调灵魂超越自然的意图，但它不可避免地有助于在方法论上澄清科学的对象。而一旦人们的情感转向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方向，那么澄清科学对象的结果就不可能是重建一种灵魂的生活，而是使灵魂服从于被如此这般澄清的科学范畴，这就是中世界的黑暗王国被清除之后的唯物机械论的登场，从这个意义上看，利维坦的建立堪称托马斯的《申命记》。

与古代世界相同的是，欧洲同样面对来自亚洲的强大军事压力。直到霍布斯逝世4年后的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遭遇挫败，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才逐步淡化。而在托马斯霍布斯生活的年代，欧洲的政治格局仍处于在亚洲危险的影响下失序的状态之中，并在政治思想家的情感中留下深刻印象，虽然由于大西洋列强对外扩张的狂喜使得这种情感湮没在更为广大的公众之中。这种影响把一种悲观主义因素引入到了现代情感的复合体当中，对一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恐惧，尽管西方正在进行伟大的扩张，并且推进了理性的文明，但这种末日审判还是会降临到整个西方头上。关于弥赛亚的焦虑，在培根的《新大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