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范长江的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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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范长江的新闻思想
作者:李涛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02期
[摘要]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范长江从事新闻工作达-19年之久,他创造了一系列的新闻奇迹并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新闻思想。这些新闻思想,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和新闻事业仍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思想
范长江不仅是20世纪我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之一,他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优秀领导者。正如邓颖超在《范长江新闻文集》序言中所说:“长江同志我是熟悉的,他原来是个进步的新闻记者,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作品是很有影响的。”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范长江从1933年涉足新闻界,到1952年调离人民日报社,前后从事新闻工作达19年之久。1935年5月,范长江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为西北通讯采访和写作。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入党。皖南事变后,他赴香港创办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范长江辗转到苏北解放区,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1946年5月,范长江由苏北到南京,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外发言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担任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四大队队长,及时向党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的声音。全国解放以后,他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历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
范长江曾经创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在1935年至1936年间深入西北采访,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他是突破新闻封锁,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范长江新闻实践丰富、新闻思想精深,其人格、其思想、其操守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浅要分析范长江的新闻思想:
一、认为报纸是有阶级性的,追求政治民主、新闻自由
范长江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沉浮起伏并最终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针对当时流行的“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主义”信仰,范长江鲜明地提出“报纸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范长江认为报纸的政治性、阶级性不可避免,但报纸应该具有时代精神。他认为一张报纸如果违反国家或民族的要求,固执狭隘的党派的成见,就是落伍的或幼稚的报纸,不是时代的报纸。范长江号召新闻工作者不要怕谈政治,应把新闻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一个报纸只要抓紧了时代政治要求,是会受欢迎的。
在范长江看来,无论是共产党的报纸,还是反对派的报纸,都具有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范长江告诫广大新闻工作者,有一些反动的报纸,有时为了伪装,它登载一些进步的言论,以此来骗人,还是值得注意的。没有明确的阶级性,在做报道时就有可能造成广大群众思想混乱。有人说报纸是自由职业,新闻工作者是自由职业者,没有立场,不讲政治。针对这种思想,范长江一针见血地指出:“报纸工作不问政治,这种话是骗人的,这是资产阶级到了统治地位以后欺骗人民的话……报纸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了那个阶级服务。”
范长江一生都在追逐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范长江认为办报可以为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从为《大公报》写稿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解放战争时期跟随中央领导人到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范长江从来有放弃对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的追求。
范长江是在“五四”启蒙主义的语境下开始从事新闻活动的,他最初接受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劳工神圣等等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融入了对于民众的“人”的价值的肯定和期待。从青年时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便流贯着“民主”和“科学”的血液,并最终构成自己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后来范长江在中央军校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而三民主义才是正确的,“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三民主义构成了他当时新闻行为的重要准则。在他初期的新闻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的精髓。自1937年在西安与周恩来对话,后又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之后,范长江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际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他最终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而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众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是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下的政治决裂,是对民主自由的一种渴望。
几十年来,范长江始终执着于民主与自由,执着于救国救民的信念,对各种黑暗的现实、丑恶的东西进行客观的曝光,并把它们置于理性审判台上进行解剖和审视。正如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二、坚持服务大众的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
范长江精神之可贵在于他的民本思想和坚持为民服务的立场。范长江的民本思想,不仅吸收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而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为民服务的世界观,范长江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追求。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深入准确地报道了西北地区的疾苦:西北的封建压迫很重,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在西北的东北军被迫“剿匪”,处境悲惨,很多家属流离失所;国民党所谓“开发西北”,全是假的;轰动全国的“西北公路”实际上是“稀烂公路”等等。范长江始终关注着民众关注的问题:当红军长征牵引着民众的心,他就追踪长征,报道长征;当西安事变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他果断地走进事变的中心,披露事变的真相;当延安成为民众急求了解的“谜”,他就孤身进入延安,公开报道延安;当抗战关系到民众的安危,他就深入抗战第一线,于第一时间发回第一手的抗战信息。范长江认为:“新闻是有代表性的新的事实,并且还要有利于人民的,才是新闻。不利于人民的,不是新闻。”
范长江同时认为新闻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他认为群众是新闻的源泉,要能深入群众,要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范长江指出:“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范长江有精辟的论述:“我们的报纸,由于是人民的报纸,办报的方针,同资产阶级报纸完全不同。他们是少数人办报,少数人控制报纸,作为少数人的工具。而我们的报纸,恰恰相反,是大家办报。”范长江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群众办报的意义。在华中地区一次较大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范长江深有感触地说:“通讯工作中存在两条路线:第一是群众路线,即‘大家办报’的路线……也只有广大读者群众,大家为报纸写稿,报纸才能办得好。”范长江对于大家办报有自己的解释,所谓的大家指的是报纸的基本读者。比如报纸办给干部以上看的,所谓的大家,就是中级干部、知识青年、地方绅士;通俗化的大众化的报纸,对象是农村干部,这种报,所谓的大家,就是指乡村干部。大家办报的方法,就是读者为自己的报纸写新闻,写通讯。范长江认为,把办报工作只限制在报社内外少数专业人员办报写稿,不发动广大群众,就等于闭门办报,就一定不能与其他工作相结合,一定会脱离群众。
三、在写作上尊重事实,强调新闻要真实、客观
范长江认为,“我们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新闻工作”,“要以真实的新闻报道、来粉碎敌人的谣言攻势”。范长江在他的通讯中迅速及时地揭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人民群众传播了真理的声音:有关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在国内是第一个报道出去的;向国统区人民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和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之于天下的,也是范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