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港台电影片名翻译

内地、港台英语电影片名翻译对比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大量的英文电影被引进中国市场，优秀出彩的电影名称翻译对电影具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好的电影片名激发了人们探寻电影独特魅力的求知欲，因此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分析内地港台三地电影片名翻译的原则、特点、翻译策略的异同及引起差异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电影译名、内地、港台、差异
近年来，中国开始大量地引入英文电影。

然而，因为汉语文化风格各异，几乎每一部英文电影在融入汉语市场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片多译”的现象，尤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对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已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性，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

我们在看到这三地译名差异的同时，更应该去关注引起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促进三地取长补短共同促进英语电影译名健康、合理发展。

一、电影片名的翻译原则
尽管在内地、港台三地电影片名翻译存在着差异，但是电影片名翻译还是存在着一些比较有共性的原则。

笔者认为，电影片名的翻译应遵循以下三原则：
1、信息等值原则
片名翻译应遵循与影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译名与影片的中心内容、形式的统一，即实现信息等值。

由于译者对影片内容的无知，译名偏离甚至背离影片主题是片名翻译中的致命错误。

例如2014年的美国悬疑惊悚类影片《The Bag Man》被译为了《包裹男人》，这样的翻译虽然是英文片名直译过来的，却和悬疑惊悚的电影内容不相符，《包裹男人》给人的感觉是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送快递的男人的比较生活化的故事，然而事实上男主人公是个杀手。

这样的译名无疑会误导观众。

2、文化等值原则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手段，对其片名的翻译担负着体现文化意象，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

由于中西方在社会发展历史、地理气候、历史政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译名翻译时
要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处理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

例如对心理惊悚片《Seven》的翻译，由于该片叙述的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犯罪故事，片名“七”指的是天主教中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因此该片公映时被译为“七宗罪”，点明故事主线和数字“七”所代表的宗教寓意。

如果直接翻译为“七”，因为“七”在中国文化中还有其他的内涵，如在佛教故事中，佛祖一出生就能行走，向东南西北各走了7步，步步生莲花。

在天主教和基督教里有七美德和七宗罪之说，数字7意味着完美，观众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文化联想和认同。

3、审美等值原则
依据接受美学理论，英文电影片名翻译应该坚持以观众为中心，充分考虑所译电影的信息传播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等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李林菊2006）。

例如：《Waterloo Bridge》如果直译为《滑铁卢桥》就会变得毫无美感且联想到与电影内容完全无关的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

然而译为《乱世佳人》就具有浪漫、凄美之感，且四字短语具有音韵美，符合国人审美。

二、内地、港台影片名翻译特点比较
提到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的影片译名的特点许多人会认为:内地译名中规中矩，多用直译缺乏新意；香港电影译名幽默风趣，善用意译，娱乐性强;而台湾片名翻译用语随意夸张，商业味浓。

对于电影片名，传统内地的翻译更为重视翻译的准确性与艺术性。

翻译者往往在充分地了解电影本身内容和电影所反映的思想主题后，再根据汉语的语言特点及国内观众的接受程度而做出适当的中文翻译，因此传统内地的片名翻译之较港台的翻译更忠实于原作、更为正式、学术味也更浓。

例如《The Shawshank's Redemption》内地译名为《肖申克的救赎》这是完全根据英文片名直译的，而“救赎”这一词的运用又显得比较有文学气息且有教育意味。

同样的影片，台湾对此的翻译则为《刺激1995》，这一译名和原英文名可谓毫不相干，完全是重新创作且译名和影片本身并不契合，“1995”为影片上映年份而非影片故事发生年份这会引起观影者困惑且使电影有时效性限制，一旦过了1995年这样的译名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它并未做到信息等值原则。

此外，这部影片的翻译还有“傍名牌”之嫌，1994年影片《刺激》在台湾很叫座，译者就把它生搬硬套到了该影片中，这也反映了台湾电影译名的商业化操作。

而台湾电
影译名的商业化操作也可以从它一系列的“神鬼”、“魔鬼”、“总动员”类译名中得到。

香港则把该片译为了《月黑高飞》，显然也是运用的意译而相比台湾版本而言，香港的译名虽然为意译但和电影内容与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

香港译者通常不会采取直译的方式，而是凭借较强的创新性，对原作进行必要的再加工和再创作。

其译名在表述上往往采用同化的处理方式，使其带有区域性语言的特征，香译名普遍具有浮夸、夸张、娱乐性强的特点，例如：《0riginal Sin》被译为了《激情伴侣》，《007：幽灵党》被译为《鬼影帝国》。

三、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
1、使用语言的差异
首先，虽然汉语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都是很多人的第一语言，但山于三地历史、文化、经济、外交等各方而原因，人们对汉语的使用习惯不尽相同，汉语的发展也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演变，因此造成了三地人们使用语言的不同习惯。

在中国内地，普通话是人们在各种正式场合最常使用的通用语，而在香港和台湾，方言和外语的使用频率很高。

即便是三地人们在使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习惯、方式甚至是含义都有很多不同。

新世纪以来内地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丰富了汉语内容，但人们使用普通话表达的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加之内地观众的英语水平相对较低，对于西方文化了解不多。

反映在英语电影的翻译上:影片名称译文使用统一的普通话，尽量保持源语的异国情调，增加观众对外国文化学习的兴趣。

在内地，很多时候，电影依然是影响观众价值观的一种教育手段，因此过于惊惊夸张的译名反而会打消观众的观看欲望。

而香港由于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语言、价值观等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人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大陆民众，粤语是港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方言，加上娱乐产业发达，这表现在电影的译名上便是:中英结合，粤语频现，善于娱乐，如Dr.Dolittle内地、台湾均译为“怪医杜力德”而香港译为《D佬笃日记》，参杂着英文字母、粤语，且比较生活化、娱乐化。

和香港相似，台湾文化也是殖民地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台湾有自身特有的语言文化特征。

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日语作为文化同化的一部分渗透到台湾，半个世纪之前，台湾光复，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英语作为另一外来语，影响了
台湾语言的发展，加之台湾当地原有的客家话、闽南话等，所以台湾的语言是相对混杂的。

（赵会可，李永贤2005）这些特点反映在电影译名上，即多种语言的混杂使用，日语、英语影响明显。

如《我爱发脾四》（Anger Management）、《杀客同盟》（Sucker Punch）、《熊麻吉》（Naughty Bear）等。

（“发脾四”属台湾地方语“杀客”是英语、sucker的音译，而“麻吉”是在日语影响下产生的词汇）
2、社会体制不同
内地较为保守，对于影片的审查制度比较严格，会限制一些较为开放的影片播出，当然在译
名上会有诸多戒定。

而在香港、台湾地区，思想、言论较为自由。

电影翻译的种类也就相应活泼繁多。

3、文化、审美观、价值观不同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观众的价值观、审美观也不同。

在港台人看来，内地观众思
想相对保守，外语水平欠缺，因此会时常出现他们看来难以接受的、带着浓厚“翻译腔”的译名。

相反，在内地人的眼中，港台对外语电影片名的翻译有时太过夸张，自创，
违背了翻译学的基本原则。

尽管三地在翻译外语电影片名时存在诸多的不同，但也都遵守了迎合了当地观众口味，符合当地文化风俗的原则。

四、结语
片名的翻译既要体现译语文化的特征，也要忠于电影的主题，同时适当考虑观众的消费心理，兼顾其商业价值。

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电影片名翻译存在差异，而由于三地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及语言习惯不同，单纯地来评判哪个地区的翻译方法是最佳译法，都是不
客观的。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近年来两岸三地的片名翻译正
在相互影响。

三地译者应该进一步互相借鉴、学习各自的优点，互相吸取失败个案的教训，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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