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摘录 陈平原

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
把“新小说"推上文学舞台。

“小说界革命"的13号，虽然真到
1 902年才由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来，但戊戌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
的前奏。

1902年《新小说》杂志的创刊，为“新小说"的创作和
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

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
和书局不断涌现，“小说界革命”大放光明，终于在中国小说史上揭开新的一页，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真正起点。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维新派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
运动而提出的；但其基本主张适逢其时，很快打破了政治上党派
的局限，得到文学界有识之=}：的广泛欢迎。

因此，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的“新小说”理论家，在关于小说的功能及表现特征等理论
主张上，并不曾势不两立。

当然，这不等于说小说理论界没有争论、一团和气，而是指小说理论的发展已经在某种程良上独立运行，并非简单的只是政治斗争或党派利益的工具。

硬要在这一批
理论家中划分革命派、改良派和保守派，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们
实在难以把改良派的梁启超的文学主张和革命派的黄／I、配的文学主张截然对立起来。

即使不从政治观念、而是从文学理想入手来
划分流派，同样可能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批理论家并没有自
觉的流派意识，甚至很少有独立的理论旗帜。

因此，只能从整体
上把握这一代人的理论主张。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03月第1版,第3页
“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一必自新小说
始”①——这是整个小说界革命的理沦前提。

从“小说有不可思
议之力支配人道”这一现象出发，“新小说”理论家在两个层面
上展开沦述：一是对“旧小说”诲淫诲盗的批判，一是对“新小
说”觉世新民的赞赏。

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根源于传统的小说关
乎世道人心的古训。

只不过如今有了“欧美、东瀛”借政治小说
变革现实改良群治的“经验”，小说从不入流的小道一跃而为最
上乘的文学。

观念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可思维方法和审
美趣味并没改变。

梁启超提高小说地位的理论主张并没碰到特别
大的阻力，真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除了说是顺应时势外，更
重要的恐怕是小说应有益于世遭人心这一口号带有明显的传统文
学观念的印记，容易为社会各方所接受。

这就难怪后来者不管其
政治倾向、艺术趣味如何，大都喜欢接过这一口号发挥一通。

清
末民初的小说论文中，几乎有一半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一“翻新
的老调”的。

凭借政治的力量，把小说从“小道”提升为“大
道”，这里并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可很有实践意义。

就是这么一
个不伦不类的口号，直接促成了清末民初小说界的繁荣。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03月第1版,第6页
“小说界革命”是从翻译、介绍西洋小说起步的，“新小
说"理论家面临的第一个课题，自然也就是如何理解、评价西洋
小说。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理解，从机器军舰，到声光电化，再
到法律政治，甲午战争后才全面涉及西方文化。

在这股方兴未艾
的“西化”热潮中，西洋小说的翻译介绍得到广泛的欢迎，很少
直接的反对派．各种杂志、书局纷纷刊载、出版翻译小说，一以至
竟有不少作家假译本之名而创作(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纯为增
加销路)。

尽管不断有人呼吁加强创作，但读者、作家、评论家
似乎都对译作更感兴趣。

总观这二十年的小说界状况，译作在数量上明显压过了创作。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03月第1版,第8页
对翻译小说的欢迎，只是中国人接受西洋小说的最表面层次
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中国读者到底从哪个角度来接受西洋小说。

最常见的说法是读西洋小说可考异国风情，鉴其政教得失。

表面上
只是堂而皇之引述古老的诗教说，可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偏见：对西
洋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

谁也不会否认西洋小说对中国读者的吸
引力，理论家们于是或则比较中西小说的表现特征，论证“吾国
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⑥；或则把西洋小说的价值局限在
认识世界、教育民众范围内。

在这种情况下，林纾提出“西人文
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⑧，并从古文家眼光再三肯定西洋小说技
巧，甚至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论著作中模仿运用、引申发挥，
无疑是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林纾的“以中化西”，不乏因误解而
造成的笑话；而经过周桂笙、徐念慈，到恽铁樵、孙毓修，中国
小说批评家对西方小说的了解逐步深入，不但肯定了西洋小说独
立的艺术价值，而且明确主张以西洋小说来改造中国小说。

跟对西洋小说的价值判断的转移襁关联，译文风格也在不断
变化。

早期的译作，颇有人名、地名、故事情节全都中国化，甚
至连原作者都一笔抹煞，只当作中国人的创作的(时至辛亥革命
后，包天笑的不少译作仍标为创作)。

即使注明原作者和译者，
也多为主观随意性很大的“译述”，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
译”。

除了译者外语水平和读者欣赏口味的限制外，这种“歪
译”很大原因是译者并不尊重敬佩原作的表现枝巧，自认窜改之处“似更优于原文也”⑨。

早期的“直译”(实为“硬译”)之
作，确有诘屈聱牙的毛病，不如顺畅的“泽述"受欢迎；可这种
“顺畅”是以牺牲西洋小说的特征为代价的。

徐念慈，吴祷等人
已开始认真的“对译”，但只有到鲁迅才真正为“直译”正名：
“逢译亦期弗矢文情"，目的是“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
土”⑧。

坚持“直译”，才能真正做到“以两化中”——用西洋小
说来改造中国小说，而不是“以中化西”——用中国小说来误解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03月第1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