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之比较（转载）

(2012-09-16 07: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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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03年11月周志武、高剑平

马基雅维利(公元1465年～1527年)与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都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各异，地域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意大利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朝代更迭的时代。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有那不勒斯王国、米兰侯国、威尼斯、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罗马教皇国，它们经常受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场和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实现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意大利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韩非子生活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剧，诸侯混战，相互吞并，这种斗争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当时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许多诸侯国出现，客观上要求结束奴隶主贵族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并发展封建主义，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同样是大变革的时代，同样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探讨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各自成为当时世界上伟大的政治设计师。韩非子死在秦国，他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并最终导致秦统一中国。而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使政治与道德分离，证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这一理论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本文拟从人性论，国家观、政策论、道德观四个方面去比较他们政治思想的异同及特色。

一、性恶说:政治理论基础

从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说，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的第一个显著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持“性恶说”。

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从柏拉图到中世纪许多政治学家都坚持性善论，认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马基雅维利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毫无顾忌地主张性恶说。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是无一例外地受利欲驱使，毫无社会道德可言。人可以忍辱而事杀父之仇人，却不能做到不切齿于侵夺他财产的人。他说:“一般而言，人都是忘恩负义、诈伪轻俘、怯懦、贪婪的。当你成功时，他一切都属于你，他们的血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一切都贡献给你，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

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如有可能，他们马上便会反抗。假如人民可能自择，必然随其本性，惟其是从。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治国，与其用爱，不如用威。由爱而生的服从通常靠不住的，而由畏惧而生的服从，则可永久不变。

马氏认为欲望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他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天生就有过社会生活的倾向的观点。而认为社会起源于对私利的追求。并且认定人类的欲望只是低级的物质欲望，而物质欲望中最大的，就是私有财产的欲望。他刻薄地说:“君主们……只要不霸占人们的财产与女人，那可怕而不可恨的地步，便永远都能维持住了……人们往往能忘掉父亲的惨死，而忘不了财产的丧失。”因此，他告诫君主迫不得已时可以杀人，没收财产则绝对不可。

马氏坚信抽象的理想主义在实际的政治社会中毫无用处。政府成功的要素在于“力量”在于“权术”。他从历史的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相信政治艺术的运用应以人类的自私心为出发点。倘若离开各人的利益而空谈爱国主义，毫无用处。

综上所述，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类政治生活的心理基础是物欲，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去谋求物质的繁荣。性恶说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基础。韩非子没有明确地使用过人性这个概念。而他的文中处处充满了人的本性的论述，并构成了他政治理论的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好利，但这种本性无需改造，也改造不了，倒是应该尊重人的好利本性。他认为:人性好利首先基于人的本能需要。《解老》说:“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们都说父母与子女之间最亲近，恩恩爱爱，血肉之情，不可以言利。而在韩非子看来，父子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你看，“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同出父母之怀，缘何一贺一杀?原因就在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子?六反》)。“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诮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外诸说左上》)儿长大成人，计较利害之心愈盛，“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韩非了?难四》)。父母子女之间。“皆挟自为之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韩非子的这些说法，尽管存在着片面性，但当时被温情包裹的父子之间的利害关系，由韩非子彻底揭示出来了。

既然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都是以利为纽结的，其他的关系便不言自明。儒家说，君臣之间以礼义忠信相待，韩非子告诫人们，切莫相信!他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提出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像《难一》所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利可以使人变成懦夫，更能驱使人变成勇士。“鳝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卉。”(《韩非子?内储说上》)韩非子认为，不要用某种道德观念衡量人，应该用利去解释人们的行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决不是医生心地善良，那是为了求利。制造车的人希望人高贵，制造棺材的则希望有人死，决不是前者心善，后者心恶，而是由利益来定的。人不富无人买车，人不死则棺不售(《韩非子?备内》)。同样，也不要相信什么超脱利益的君子。“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韩非子?六友》)总之，不要用道德论人，而应以利害察人。

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因而韩非子主张政治上应从这个实际出发，把全部政策自觉地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为了“利”，人们可以相互利用，也可以相互争斗。政治的妙诀就在于搞好“利”的排列组合并为君主所用。

二、国家观:君主专制政体

从政府的形式而言，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第二个显著相同点在于:两者都鼓吹君主专制政体。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的:“自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这一论断对于政治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明确地说明了“国家”这个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将成为政治研究的核心的术语，而且也因为它把政府的形式分类为两种:君主国与共和国。

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利在给驻教廷大使弗朗切斯托?维托里的信中写道:“我写了一本《君主论》的小册子，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2]马基雅维利明确表示，他是从君主国的具体现实而不是从君主的抽象形象出发的，因为正是君主国的性质决定着君主的政府。他没有对君主进行分类，而是研究了君主国的不同类型，并把它们分类为:11世袭君主国;21混合君主国;31新式君主国。

对于政体选择，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国家政体的利弊得失。他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把政体分为六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它们的变体分别是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马基雅维利认为这六种政体的好坏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应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必须有不同的组织形式。针对当时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主张应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当时意大利政治上分崩离析，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加以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愤怒地指斥教皇和贵族是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根源，撰写了《君主论》，把它献给美第奇家属，希望在他们身上实现统一意大利的最高愿望，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加以统一。因此他狂热地鼓吹，在当时的意大利应实行君主专制政体。

古老的东方，怎样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是诸子百家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政治思想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韩非子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归纳为一个“利”字。既“人人为我”，从逻辑上推理，君主作为一国之君，则必须“人人为君”，因此，君主之利高于一切，制定政策既要密切关注臣民的私利，但又要设法使臣民逐利产生的力量转化为利君。韩非子用最明快的语言表述了君主利益高於一切。《外储说右下》说:“国者君之车也”，国家是君主运行的工具，完全把天下视为君主的私囊之物。

既然君利高于一切，天下为君主私囊之物，那么，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当秦王看到他鼓吹专制的著作后，忍不住拍案叫绝，以至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

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在韩非那里已经成为逻辑的必然，那么，剩下的便只是专制的手段了。如何专制才能保证君利不受侵犯?韩非子开出的药方是三个字:势、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