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诗歌与北宋诗坛_刘秋彬

第11卷 第2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11, No. 2 2009年4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 2009

收稿日期：2008-12-01

作者简介：刘秋彬(1973-),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教师,文学硕士.

大名诗歌与北宋诗坛

刘 秋 彬

（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41）

摘 要：大名诗歌包括隶籍大名的诗人及仕宦、游历于此的诗人的诗作，其中以仕宦、游历诗人为主。那些来自不同地

域文化背景的诗人一方面繁荣了本地诗坛，有效地参与了宋型诗的建构；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还有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异地寄赠传播了地域文化。

关键词：大名诗歌；宋型诗；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09)02-0044-03 程杰先生认为宋代文学有4个富有特色的地区，即京东、京洛、江南（含淮南）、巴蜀。这4个地区或盛产名士，或文人聚从频密，在文学以及思想文化

诸方面都引人瞩目[1]

。大名作为河朔咽喉，国之北门，处于北宋对抗辽国的军事桥头堡，文学成就难与以上4个地区相比，但大名诗歌还是有效地参与了宋型诗的建构，在北宋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大名诗歌包括隶籍北宋大名府的诗人及仕宦、游历于此的诗人的诗作。第一类诗人：《全宋诗》辑录大名籍诗人33人，诗373首，存诗5首以上者11人，10首以上者4人；第二类诗人：人数众多，既有政治地位显赫的高官，如寇准、韩琦、文彦博等，又有文坛上卓有声誉的名家，如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等。

一、大名诗歌与宋型诗的建构 1. 本籍诗人

宋白与刘筠是北宋大名籍诗人中存诗数量最多的两位，宋白今存《宋文安宫词》一卷，刘筠今存《肥川小集》一卷，《西昆酬唱集》收诗73首。宋白被

杨亿称作“文章盟主”“儒林之木铎”[2]12 998

，从现存资料看，宋白是宋代较早创作连章体宫词的诗人，与唐五代宫词相比，有以下变化：由直录时事到述古言今；由宫怨到颂圣；由描述日常生活情趣到记录典章制度典例习俗。

在宋型诗建构中走出重要一步的是西昆体诗人。刘筠在西昆体诸家中地位仅次于杨亿，“景德以来，

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2]10 088

，与杨亿齐名，时号“杨刘”。他的诗歌主要收录在《西昆酬唱集》中，咏物、咏史诗，淡化、虚化诗中“情”

的成分，情感趋向内敛含蓄，注重内在的心理超越，情感表达理智化；诗歌结构讲究逻辑性，娓娓有序；逞才炫学，典事密集，追求艺术化和精致化的诗学审

美理想[3]

。

2. 游历诗人

大名在北宋前期是北方文化中心，有两个时段文人聚会引人注目：

一是太宗年间，既有本籍的王祜、柳开、臧丙、范杲，又有客居、游学于此的寇准、张咏、王禹偁、张景等人。他们或以施政果敢，刚正不屈见称，如寇准、张咏；或以恢复道统为己任，为宋代文学复古发端，如柳开、王禹偁。

二是仁宗景祐年间，杜衍知天雄军，此时“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客居大名，门生云集。石介称赞“千里犹比肩，四贤今连甍。相聚诚可乐，相得良有

情”[4]3 417

。此间前后，石介也曾到大名游历，凭吊柳开，慨叹魏地雄壮山河孕育出河朔士人清刚敦厚之气，“全魏地千里，雄大视区宇。黄河为血脉，太行

为筋膂。地灵育圣贤，土厚含文武[4]3 410

。”

这些人不以诗歌为能事，没有形成揄扬风流的诗歌唱和活动，但他们为宋代诗文革新造势，在宋代诗风与文风的构建上做出了贡献。宋诗自立始自欧阳修、梅尧臣诸人，梅尧臣被刘克庄尊为宋诗“开山始祖”，欧阳修主盟文坛20余年。他们在以复兴“风雅”为号召，推行诗文革新时使用的词汇是“复古”，而以大名为中心的河北、京东士人在宋代诗文复古中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元丰三年（1079）前，大名是宋辽使臣往来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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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守官对使节盛情款待，尽地主之谊。若恰逢故人，则往往流连数日，宴饮游从，有诗篇留存。北宋使臣中在大名留有诗篇的有王安石、苏颂、郑獬、刘挚等。

3. 仕宦诗人

治平二年（1065），苏辙得韩琦推荐，先为大名府留守推官，寻改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次年四月，苏洵卒，苏轼兄弟扶柩归蜀。苏辙任职大名仅一年余，所作诗歌现存23首。身处异乡的诗人对节序的变化最为敏感，与气候温润的江南和蜀地相比，大名的春天常在风沙飞扬中姗姗来迟，“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东风满面尘。归意已随行客去，流年惊见柳条新”[4]9 846。语言的隔膜更使他们倍感寂寞，“无人携手共吴语，得意摇头时越吟[4]9 844”。

熙宁年间是宋代诗歌一个重要过渡时期。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退居颍州，次年七月卒于此，这标志着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学集团(含梅尧臣、苏舜钦)的结束，此时，诗坛代表人物是王安石与苏轼。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如火如荼的推行新法，熙宁二年（1069），苏轼居父丧罢返汴京，四年，被贬杭州，后来在元祐诗坛独领风骚的苏门文人集团尚未形成。熙宁二年二月至六年二月，韩琦任职大名，创作诗歌130余首，其中主要是与僚属唱和之作，大名幕府唱和成为此际北宋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宋代诗坛声势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江西诗派，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之宗。“山谷体”成为可供时贤后学模范的诗歌创作范式。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三年，黄庭坚任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清闲的学官生活一方面使黄庭坚得以博览群书，增加知识储备；另一方面他结识了谢景处、苏轼、晁补之等人，砥砺唱和，提高诗歌艺术技巧，是“山谷体”形成的关键时期。

二、大名诗歌与地域文化

大名诗坛诗歌创作以仕宦、游历诗人为主，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诗人一方面繁荣了大名诗坛，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还有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异地寄赠传播了大名地域文化[5]。

1. 景观的描述，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大名寄赠诗往往含有景观指向，即诗中有对行人所到之地景观的描写，而且应是最具地域特征的景观，因此这类诗可看作是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这种体认可以是本人亲历认知的，也可以是从典籍及前人诗文中习得的。

北宋时期，黄河频繁的决溢，是影响大名府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治河成为大名地方官要务，黄河也在大名诗歌中屡屡被提及。诗人笔下关注更多的是桀骜不驯的黄河给民生带来的疾苦，如梅尧臣“地息戎马牧，民苦黄河流。浑浑发西极，奋奋入九州。自古患决溢，于今为疮疣”[4]3 322。元丰四年，黄河在澶州临河县决口，北流入永济渠，大名府南乐、馆陶、宗城、魏县等在两河间受灾严重，县城被迫迁址。贺铸诗中描写了洪水过后的一片凄凉景象：“带沙畎畆几经淤，半死黄桑绕故墟”、“莫问居人溺与逃，破篱攲屋宿渔舠[4]12 590。”

“邺”“铜台”或“铜雀台”常用来指代大名。邺城在曹魏及两晋北朝一直作为本地区政治文化中心，隋唐五代时魏州治所贵乡多被人称作“邺都”，除了地缘关系，还在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同构。“邺下风流”是任职官员的追慕对象，仕宦、游历于此的诗人频频登临遗址，抒发怀古幽思。“西园清夜景，公干不同游。缅想建安盛，西园飞盖游。初筵会才雅，今夕继风流”[4]3 520。

诗人对这些景观的吟咏常含有对历史的追忆。如咸平六年，温仲舒以刑部尚书知大名府军，杨亿作《大名温尚书之任》[4]1 386：

窣云楼堞古铜台，幕府池塘菡萏开。毕万山河千里迥，亚夫钟鼓九天来。属鞬前队射雕手，载笔初筵倚马才。命将文昌非细事，星光昨夜动昭回。

幕府又称“莲花府”，源自南朝齐安陆侯萧缅，他称赞王俭幕府之盛“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6]406。城楼高耸入云，雄壮险绝，府中荷花绽放，旖旎芬芳，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大名蒙上一层轻柔美丽的色彩。三家分晋，晋国大夫“毕万”的后人建立魏国。西汉景帝时，吴楚赵等七王叛乱，大将周亚夫受命平乱于此。幕中既有勇猛善战的“射雕手”，又有草檄诗文的“倚马才”，可见人才之盛。

2. 名物的记载

压沙寺梨大名府压沙寺以梨花之盛著称，是幕府官吏宴饮游赏的场所。压沙寺梨更是以味美驰名。大名地处黄河冲积扇上，土质适于梨树生长，当地人们经过复杂的嫁接技术，培育出这一品种。此梨尤为宋人称道，辽人亦视为果中珍品。宋人庞元英道：“余奉使北辽，至松子岭，旧例互置酒行，三时方穷腊。坐上有北京压沙梨，冰冻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结已而去，梨已融释。自尔凡所携柑橘之类，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7]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