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

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 罗 志西风飒飒卷平沙，惊起斜阳万点鸦。

遥望竹篱烟断处，当年曾此看桃花。

——黄宗羲《过塔子岭》169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降临人世；次年，即清康熙三十四年，南雷先生黄宗羲在家乡浙江余姚溘然长逝。

西方的新纪元因一位文化伟人的诞生而迎来曙光，而古老的东方也在送走一位震古烁今却不容于世的思想明星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沉沦……“初锢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句话是黄宗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在政治实践中，黄梨洲是著名的士林领袖、反清志士，作为思想巨匠，他奉献给后人的是他的著作中闪耀着的、超越时代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对近现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当代学者张岱年将黄宗羲誉为“时代的先觉”，便不足为奇了。

黄宗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就是《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侯外庐先生将《明夷待访录》誉为“中国17世纪的人权宣言”，而黄宣民则称之为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思想纲领”。

本文尝试着对《明夷待访录》所反映的黄宗羲教育理念进行历史解读，用一篇读书札记来叙述笔者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点理解和诠释。

一、由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明夷待访录》的时代精神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需要以点带面，由一个突破点深入要比面面俱到更有价值。

一般而言，通过社会史的角度，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分析杰出人物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脉络。

《明夷待访录》并非是从一个天才的头脑中孤立产生的偶然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

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和新思想的萌发对于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起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对于明代晚期的社会变迁，《剑桥中国明代史》叙述说：“（万历帝时期）可谓是明朝最富庶的阶段，但也是国家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在内政上，早期虽有张居正的努力革新，却在其死后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一切新政烟消云散，此后国家陷入一片党争之中，社会亦动乱不已，边境也受到强敌的环伺，明王朝于是陷入危机中。

这些危机随着泰昌、天启两帝时期而加剧，最后明朝便伴着满族入侵，于崇祯帝时交出了政权。

”在晚明政治、经济形势日渐变化的同时，思想群体中间也产生、分化出一些“异端”思想家，例如处处离经叛道、对传统思想和虚伪礼教猛烈抨击的李贽，重事功、倡扬百姓日用、安身立命即为“道”的王艮等等。

可以说，这一时期新思想的萌发是晚明社会文化繁荣，并向世俗化、市民化方面延伸的重要产物。

而作为明末清初思想界领军人物的黄宗羲，自然也成为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杰出代表。

清朝统治者对于汉民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很严酷，对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政策更甚于前代。

而在明清鼎革这样的缝隙之中，一批“隐逸之士”迎着簌簌秋风，抱着与当权者不妥协、不合·思想文化·25作的态度，饱含黍离之悲、商女之恨，心胸系于天下，务求“经世致用”，开拓出一片学术的新天地，从而产生出像《明夷待访录》这样具有独立思想和大胆畅言风格的学术著作。

《明夷待访录》初作于康熙元年(1662年)…,…次年成书。

经过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社会震荡的大变局，伴随着对康熙治世的憧憬和社会形势依旧危机重重的疑虑，一些早已对时局抱有深刻认识的学者们，开始反思晚明危局，企望并规划出振作变革的新气象。

但是，创“新”必定要反“古”，这里的“古”指的便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联系到黄宗羲教育理念这样的主题，笔者主要强调两点：君主专制和文教弊病。

明代的政治乱局足以给时人留下深刻的影响，而满族统治者的残暴，如圈地屠城、剃发易服、迁界禁海诸状，更是令人发指。

黄宗羲对于统治阶层的种种暴行，均是耳闻目睹，着实令人深思。

他在《明夷待访录》里痛斥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原君》）。

这确乎是惊世骇俗的猛吼，挖到了阻碍中国古代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痼疾，这也比明代晚期“非圣无法”、丑化帝王的李贽又要更深一层。

我们再来看当时的文化、教育环境。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空谈心性，不论实务，结果沦亡，这是清初学者反思明亡教训的重要共识。

另外，科举制发展到明清阶段，随着社会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已经日趋腐朽和没落。

这一时期的科举制，从内容上看，只注重八股形式，束缚学人思想；从组织上看重考试而不重学校，学校废弛，学风浮躁。

这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取士》上、下两篇中有详细叙述。

因此，针对时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体现出浓厚的“救世”理念。

他提出一整套有“待”社会改造的方案，以革新社会弊病为核心，而教育又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从“救世”这个角度来理解黄宗羲浓厚的家国情结，以及《明夷待访录》明显的“经世治国”色彩，我们也许就会豁然开朗。

这种学者情怀和学术精神也与黄宗羲的同辈人顾炎武所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不谋而合。

二、黄宗羲教育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具体体现《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呕心沥血之作，虽经数百年沧桑而大体流传至今。

仅从标题看，这部著作既探讨“君”、“臣”之道（《原君》、《原臣》），也阐释理想中的国家规制（《取士》上、下，《建都》、《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财计》一、二、三）。

还有几篇文章则从历史现实与理论上讨论教育方面的话题，充分体现出他“心忧家国”的思想取向。

我们首先来看黄宗羲有关变革国家教育制度的详细论述。

《明夷待访录》中专列有《学校》一篇，集中阐述了黄宗羲理想中的学校教育。

他把学校分成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的叫太学，地方的叫郡县学，分别由祭酒和学官主其事。

尤其是郡县学官，应该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

”此外，民间有儿童十人以上的地区设蒙塾。

除原有的学宫外，无论在城里或乡下的寺观庵堂一律取消，大的改为书院，小的改为蒙塾，所有庙产归学校所有。

他主张各类学校都要成为讲政议事、确定是非、监督政府的机关。

黄宗羲提出全国设立太学、郡县学和蒙学三级学校系统，并建议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小学的设想，反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民主思想。

对于黄宗羲而言，这种创设还是为其具有民主光芒的政治思想所作的重要铺垫。

黄宗羲关于改革学校的初步民主思想，是对封建专制教育的抗议和谏议。

黄宗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

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学校》）他主张扩大学校权力，把学校办成各级政府的监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前·思想文化·26·思想文化·代“书院”的性质。

他主张学校要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对学科技的学生要同学经书的学生同样看待。

他反对束缚人们的思想，要求个性发展，对于启发民主思想，提倡学术自由起了促进作用。

黄宗羲还主张改革教学内容。

他的改革设想是中央照旧设太学，教学内容仍之，地方郡县学校教学内容除五经外还有实用科目。

这样的创见是同清初学界惩明亡之弊而提倡“经世致用”思潮相一致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黄宗羲关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批评和改革意见。

针对当时科举选士日益显现不合理性，黄宗羲竭力攻击以八股文取士的无趣以及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等各种选士办法的弊病。

他甚至断言：“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

”（《取士上》）黄宗羲猛烈地抨击科举考试制度，认为这样的考试制度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甚至还不如让“士子探筹，第其长短而取之”这样的“抽签撞大运”来得干脆。

接下去，黄宗羲便阐述道：“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取士下》）黄宗羲推崇古法，其实就是推崇科举制以前精英阶层取士的积极因子，即肯定“取宽用严”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

此外，黄宗羲还详细论述了人才培养的两项重要趋势：一是引导天下之士养成敦厚平实的学术风气；二是取用人才注重实学。

在教学、考试与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注重实用性的考查，无疑是格外重要的。

同时，黄宗羲又具体的提出改革科举的主要措施，即改革考试内容。

“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取士上》）黄宗羲考虑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能既考查学生识记先贤文献的能力，又能考查他们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两方面兼顾，从而能选拔出综合素质更为出色的学生作为管理国家的人才。

学校在《明夷待访录》的设计中，兼具培养人才和舆论监督这两项重要的社会职能，尤其是议政方面而言，学校亦可视为约束皇权的制度。

黄宗羲尤其提倡学生的政治实践功能。

“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而且“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之。

”（《学校》）在《明夷待访录》中，我们会明显感觉到黄宗羲所遵循的学校宗旨不仅是为了养士，更重要的是要确定治理天下的一切设施。

只有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称完备。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点：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基本精神就是欲以儒学精神领导社会并制衡政治。

要做到这一点，就务必要以儒家理论为主导，并对之进行提炼和弘扬，这样才能培养名儒与大儒以主持学宫。

黄宗羲服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现实教育、考试制度却远远体现不出这样的学术理念。

因此，本着积极、务实的儒学精神来改造传统教育，便成为黄宗羲笔下社会政治革新的先决条件。

黄宗羲主张学校必须是确定是非的最高机关，而学校又是社会舆论的重要基地，这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文化教育，而不是皇权政治，是社会上的芸芸众生，而不是极少数的统治权贵。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学校》）我们可以从这里鲜明地看出，黄宗羲逐渐由教育理念改革推升到政治领域民主意识倡扬的主题上来。

他“勇敢地打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传统，为教育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主张要使学校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基地。

”（谢玲玲：《黄宗羲教育思想初探》）提出如此大胆、进步的改革理念，在高度集权化的古代中国社会无疑难能可贵。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表达出的教育理念，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三、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评价和当代价值黄宗羲著成《明夷待访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对明朝灭亡的历史进行分2728试论徽派朴学的《礼》学研究□ 张铁诚清代乾嘉时期，以江永、戴震为先驱的徽派朴学逐渐形成。

通过对新安理学的继承与辩驳，沿袭方以智、黄生的字诂研究和宣城梅文鼎家族的自然科学研究，秉承江永对三《礼》的重视，徽州学术发展到戴震时，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