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_理论与方法

2001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32001 (总第147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 o.147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Ξ

纪玉华

(厦门大学英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其基本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主要方法有: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

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

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49-07

一、引　言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Hall等人[1]于1980年出版了《文化、媒体与语言》,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1972-1979年间撰写的,其中有不少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文章。Fairclough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说,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他在1983-1992年间写的。[2](P1)有些学者认为,Fairclough于1989年出版的专著《语言与权力》才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奠基石,[3]这样似乎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诞生时间推迟了许多年,但我们认为70年代是它的雏形期,而80-90年代则是它的成熟期。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我国常被译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如陈中竺[4]、辛斌[5]和萧莉、徐立新[6]等)或“批判性语篇分析”(如戴炜华[7]等)。王宗炎先生倾向于将text译为“语篇”,而将discourse译为“话语”。[8]国外虽然有人把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限于对口语的研究,而用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来指对书面语的研究,但也常把对书面语和口语的研究都归入话语分析。Fairclough和W odak给discourse的定义是:“口头和书面形式的语言运用。”(language use in speech and writing)[9](P258)但如果将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译为“批评性语言运用分析”,则欠简洁,所以笔者认为将其译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更合适。

Fairclough[2][10][11]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 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4](P22)(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

Ξ收稿日期:2001-01-18

作者简介:纪玉华(1959-),男,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3)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Fairclough承认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毫无激情而纯客观的”社会科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家都是带着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而投入工作的。[2](P259)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反对统治者。它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为被压迫群体谋求解放。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术标准低或方法不严谨。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文化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靠文化(当然包括意识形态)来确立和维持(或再现)。过去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未必正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Antonio G ram2 sci,Jürgen Habermas和Louis Althusser。虽然批评性话语分析家们并非总是明确指出他们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研究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

G ramsci认为,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懂得将两种社会结合起来,即政治社会(political s ociety)和文明社会(civil s ociety)的结合。政治社会要靠诱劝和威胁来维持,文明社会是靠“霸权”(hegem ony)来维持的。霸权指的是靠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或默许来维持现行的体制和制度。强调“霸权”就必然要强调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结构和习俗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成为正常关系这一关键问题。[12]

Althusser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观念”(ideas),而是与社会机构的具体实践(如课堂教学是如何组织的)紧密相连的。[13]他还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固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决定性(或结构性)的,个人要在这种作用下反抗似乎永远是徒劳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总的来说,G ramsci和Althusser对批评分析(特别是Hall等人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1]

Habermas是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首次提出“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这一概念,认为“理想的言语情景”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distorted communication),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他的观点对德国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影响。

Michel F oucault的话语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亦颇有影响。他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s),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14](P159)另一方面,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4](P182)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的。F oucault的话语理论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14](P160)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吸取的营养主要来自Mikhail Bakhtin。Bakhtin 强调语篇的对话性,[15]也就是K risteva所说的语篇交织性或语篇体裁交织性。[16]语篇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