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梁思成

梁思成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经心的变迁。”——梁思成梁思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梁思成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梁思成手拿着红笔，在地图上仔细的圈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标记。圈点完毕，当他交还地图时，稍作沉思，忽然说：“我还有个建议，希望另外两个城市也能得到保护，但是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奇怪问他是哪两个城市？他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富盛名的两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话一出口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两国交战正是你死我活之时，对于梁思成这个建议，就连司令部也不能擅自做主。

当梁思成将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奈良古建筑跟我们各自国家的古建筑一样，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后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请为全人类，不要轰炸它们！”在短短的时间内，精确地标出两个地图的不轰炸目标，特别是异国日本奈良的各个古建筑物的具体地理位置，如果不是平日烂熟于心，是绝不能做到的。

硝烟散尽，隆隆的炮声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仍然难以愈合。然而幸运的是京都和奈良躲过了那场浩劫，两座千年古都，依然是生机勃发。时至今日，多处古建筑群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让日本人引以为豪，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此观光览胜。当人们漫步古都，徜徉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为人类的智慧而发出由衷的赞叹之时，不会忘了6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学者。

文化遗产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远见和胸襟令人钦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起此事，眼眶湿润的说道：“父亲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悚然动容。如果说这是两个人的战争，胜负其实早已分晓。

在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上的保护上，梁思成的意识是超前和人性的，其胸怀更是博大无私的。正是这种博大无私，让他放下了国恨家仇，让奈良躲过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1928年，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

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

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

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

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

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

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

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认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建筑物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

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

的奥秘。因此，一开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

筑上。他说：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

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

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

调查测绘。

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

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

‘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

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

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

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

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

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找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找古建的线索。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严格，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

有时住在庙中，白天随着和尚吃素斋，晚间与蚊子、虱子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冻得只好把报纸压在薄被上以御寒冷。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梁思成对测绘工作的要求都坚持一丝不苟。对建筑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要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抄录无误。他和助手们经常爬上梁架，手按几十年的积尘，佝偻身体，俯仰细量，惟恐探测不周。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群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他们有时心中还惦记着时局的变幻，耽心着日寇会随时侵占华北，为了抢时间，往往一天坚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1934年，在调查应县木塔时，为了摄取塔顶照片，梁思成登上60多米高的塔顶，手抱铁链，两脚悬空地攀登塔刹，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顶边缘去拍摄塔刹的全景，助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终于摄取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时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几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他对自己对助手都要求严格，力求研究成果达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当时还只十几岁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几本当时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建筑书刊，指着上面的图对莫宗江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宗江教授回忆说：当时梁思成就培养大家要有一股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

正是凭着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志气，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虽然工作艰苦，但却乐在其中。当他们借着老工匠的指点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处构造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们不顾污秽，爬梁攀架，在昏暗中发现一组宏大的斗拱时，会顿时忘却疲劳而欣喜若狂;当他们在古建筑上见到一个宋代《营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构件时，真像突然遇见久别的故人一样，引起长久的兴奋。他们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