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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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从其"自强"、“求富”目标并未实现上说洋务运动最终是失败的。洋务运动虽然作出了不少成绩,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即只改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根本败因:只新其貌、而不新其心。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但是朝廷中大部分顽固派和各种有名望的守旧派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实施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而且他们创办的企业很多还非洋人洋匠不可。这就不可能摆脱洋人的制约,并且这样还加速了洋人对中国的渗透,国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优秀的人才也一时不愿进入这些企业去学习,这就阻碍了洋务运动通过学习模仿再改进的方针。
而且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尽管洋务运动最终是失败的,但是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能对美国的飓风产生影响,更何况是当时中国举国进行的一场改革的探索。其对后来的中国的历史一直发挥着它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第二,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