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传媒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

2006年7月第19卷第4期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Vocati onal I nstitute of Ecol ogical Engineering

Jul.2006

Vol.19No.4报刊传媒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

莫春姣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545004)

摘　要:清末明初是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近代报刊的兴盛促进了中国小说、小说理论、小说艺术的发展,传播方式的变革,思想观念的转变。报刊传媒逐渐成为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新闻出版;报刊;近代小说;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志码:A

中国传统文学一向视小说为“稗官野史”,明清时期古典小说出现繁荣局面,但其社会地位仍十分低下。近代“新小说”兴起,社会地位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并赋予革新政治的使命。这一局面的扭转,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外,与当时正蓬勃兴起的报刊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报刊业的兴起推动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小说的创作也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

1　报刊传媒推动小说入主文坛中心

任何科学研究过程,始终伴随着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记录、综合、表达与贮存活动。教育科研写作既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一种形式,也是进一步深化研究,提高成果研究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其本身就是创造性思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在对研究信息的收集、鉴别、整理和运用中,通过精心构思、布局谋篇、运笔成文,往往可以发现原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便采取措施弥补;往往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触发新的灵感,产生新的联想,从而将课题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境界。因此,语言表达和科研过程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撰写的研究论文就是教育

收稿日期:206-04-03

作者简介:莫春姣(1965-),女,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长期被视作“不登大雅之堂”之物,就连小说作者自己,也称小说编撰为“雕虫小技”,是为糊口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每当作品编写成,常常羞于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代之以各类隐晦的字号,遂成为明清社会一种灰色职业。但到清末民初,报刊业开始兴盛,且与小说、小说理论之间密切结合,社会开始承认小说的地位,小说也终于能够入主文坛中心。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将近代报刊的形式引入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逐渐和西方文化发生了较多的接触。这些爱国志士们发现报刊是获取西方先进知识、思想、技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是开启民智、改革政治、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武器,因此,他们借助报刊宣传变法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但锐意改革的愿望只换得“百日”辉煌。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小说来宣传其变法思想,用小说来开启民智、改良群治;宣传小说理论,着意提高小说的地位。在梁启超等人小说理论的影响下,“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国人开始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吸引大批文人从事政治小说创作。中国第一篇关于小说政治功用的宣言,是严复与夏穗卿在天津《国闻报》第一期上登载的《本馆副印说部缘起》。这篇长达七千余字的文章以其报业观核心“开民智”为旨归,强调小说的价值远在“经”、“史”之上,“夫说

了颇难确定的弧形摆动,作者摄取这一典型细节,描摹游子复杂心理中的骚动不定因素,故能使羁旅乡愁跃然纸上。另有刘禹锡《乌衣巷》一篇感叹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篇表现昔盛今衰、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通过历史的强烈反差来实现古今对比。作者独出心裁设计出“飞燕”,使其穿越时空隧道,从四百年前的王榭堂飞到今天的寻常百姓家。联系古今、绾合昔盛今衰这两个极端,遂使诗超越寻常畦径,托兴玄妙,风神无限,备见空灵。清人施补华曾击节而论道:“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榭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家。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此为一语中的之论。另许浑的一首《咸阳城西楼晚眺》诗,其中的颔联两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山雨”句原意是具体描述自然景色,但后来却普泛地指社会政治气候发生大变前夕的征兆。含义由自然转入社会,由具体变为抽象。本义与衍生义的交融渗透,互生互克,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模糊性,使它具有了不可言说的多重意味。

模糊现象是一种极活跃、极不确定的变量,用司空图的话说:“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者形似,握手已违。”所以以上对中国古典诗歌模糊现象的描说,只是轻拂微探。众多诗歌意象都可以产生一种语义的交响,复调的回旋,使诗的意旨遥深,从平面走向立体,使时空相连。模糊美感于人心中产生的震颤在历史的廊壁上震荡,秘响旁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责任编辑:李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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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恃”。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对外国的政治小说作了这样的推崇:“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近代报刊创办者们的报业思想直接影响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的发展。小说在这种观念的倡导下逐渐被国人所关注。

创办者们的报业思想直接影响小说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报刊这一载体本身也呼唤着小说,从而又推动着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报刊需求量大,传播方式快而广,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小说可读性强,集娱乐、审美功能于一体,易于吸引读者。二者的结合刺激着平民的阅读欲。为追求更多利润,又满足市民需求,报刊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本依附于报纸的小说开始独立———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报刊杂志产生了。这一时期,小说一方面服务于政治,力求唤起民众的政治觉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另一方面也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兴趣,关注市场的需求,用商品的法则维持小说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出精神产品在市场法则的作用下十分明显的商品属性。中国最早的文艺期刊当推《申报》于1872年11月11日创刊的《瀛寰琐记》,这一创刊使小说向着平民化、大众化发展。20世纪初叶,中国小说杂志社兴办一时,并形成了一批有名望的杂志。雄居上海文学刊物的“四大小说杂志”,即梁启超的《新小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吴趼人创办的《月月小说》、曾朴创办的《小说林》。

在近代,文艺报刊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以小说而论,不仅数千篇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最先发表在近代报刊上,而且许多长篇小说也是首先在报刊杂志上连载,而后再由出版社刊行。如长篇名著《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首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我们以吴趼人的小说为例,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先在文学报刊杂志上发表,而后再出版的,如《九命奇冤》、《痛史》最先发表在《新小说》上,《瞎骗奇闻》最先发表在《绣像小说》上,《两晋演义》、《上海游骖录》等最先发表在《月月小说》上,《剖心记》最先发表在《竞立社小说》上。除《恨海》和他的生前未刊稿《白话西厢记》外,吴趼人的16部中篇小说、全部短篇小说,都是最先发表在近代几家著名的文艺报刊上。

近代报刊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不仅文艺报刊如此,非文艺性的一般报刊也刊登小说、戏剧和诗歌,且小说的份量并不轻。近代报刊和小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报刊这一传播媒介的特性需要小说等内容来填充,同时报刊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2　报刊促进人们观念转变,小说作家职业化

促成近代小说理论家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因素很多,但报刊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近代小说理论家既出版报刊,同时又基本上亲自撰写、翻译小说,在主要是自己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这不仅使得他们因为报刊的关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家群体,而且也使得他们整个的思想和小说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中国古代没有职业作家,更没有靠稿费生活的作家。近代以前的中国小说家是无法完全依靠出卖自己的小说创作来谋生的。如曹雪芹当时就无法出卖他自己的作品。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大都是官员和有钱的士大夫,他们生活的经济来源或靠俸禄,或靠家庭收入,没有靠“稿费”为生的,古代并没有“稿费”。然而,到近代却形成了靠“稿费”为生的小说作家群。

19世纪70年代之后,近代报刊开始增多,中国第一代有固定的收入职业报人出现。以这批职业报人为基础,又联络、培植了一批文学作者和报人小说家。这里以《申报》办的三个文艺副刊《瀛寰琐记》(1872年11月11日创刊)、《四溟琐记》(1875年2月创刊)、《寰宇琐记》(1876年2月创刊)的作者为例,可以看出其中不少人是当时或后来的小说家,如俞达、宣鼎、黄钧宰等人。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报人小说家开始登上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李伯元、吴趼人、孙玉声等人。李伯元接连在上海创办了《指南报》(1896年)、《游戏报》(1897年)、《海上文社报》(1900年)和《世界繁华报》(1901年),且在当时颇有些影响。吴趼人、孙玉声分别说李伯元“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小报界之鼻祖也”。此后文艺小报接踵而起。这些表明人们观念正逐渐转变,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正逐渐提高。

随着近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创作的呼唤,小说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小说征文启事出现,有了稿酬。稿酬的确立,不仅大大地刺激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的发展,且对小说家的职业化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为职业作家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较早支付稿酬的报刊有:《新小说》(1902年11月)、《月月小说》(1906年11月)、《小说林》(1907年2月)。小说报刊给小说作者付稿酬,作者不仅有了可靠的收入,而且有的完全可以靠稿费维持生活。这固然意味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同时也刺激了作者的创作欲,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它为小说家的人格独立提供了保障。

近代小说家不仅办报刊杂志,而且写小说、译小说,从事小说理论研究。许多人以职业作家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以固定的职业收入或稿费作为生活主要来源。这一变化与以前小说家形成鲜明对比。小说家不再仰人鼻息,受人供养,寄人篱下,他们靠小说稿酬、出售报刊的利润而立足于世。传统的士大夫文人基本上以官场、功名为生,小说家们基本上拒绝了官场、功名的诱惑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创作、研究与报刊的编辑出版中。以前的小说家很少有人写过一部以上的小说,近代小说家们一般以编辑和写作为生,经常同时创作几部连载小说。吴趼人“不治功令文”,“不治经生家言”,认为它是“愚黔首者”,他拒绝功名,大力创作小说,“先是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知交咸就君称幸。君然不屑曰:‘与物亡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1]。李伯元也拒绝了曾侍郎的推举,“使作而欲仕,不及今日矣,矢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2]。林纾则是更自豪地宣扬:“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示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3]小说由“不登大雅之堂”之物,逐渐成为作家们谋生手段。生活人格上的自立与独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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