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还是衰落_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_李金铮

发展还是衰落：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

李金铮

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特别注重考察历史现象的变迁过程。正如法国著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所指出的：“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在考察各类问题时，我尽量做到永远抓准这条真理。”（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４页）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始迄今八十余年来，不同学者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可能会有所侧重，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所有学者都无可回避的，那就是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的变化趋势，也就是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状态，它是发展了，停滞了，还是倒退了？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当然不全是为了就事论事，而是最终发现其背后的制约因素。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中国近代史仍在行进之时，在“复兴农村”和革命兴起的背景之下，就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乡村经济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其中也包括对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所做的分析。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意见，是全盘否定，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处于衰落和崩溃之势，农民生活入不敷出，日趋贫困。如吴黎平指出，近数十年来，农村生产力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日趋破坏，主要表现为灾荒频仍，粮食亩产量下降，荒地增加。佃农数量增加，农民生活恶化。总之，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极端尖锐的危机之中［高军主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０～２５４页］。陈振汉也认为，今日农村经济崩溃，与古代盛世恍若隔世（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１０卷第４６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第１页）。陈翰笙认为，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农民的生活程度和经济地位还不如在纯封建制之下（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１月，《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７页）。梁漱溟认为，民国以来，中国农村日趋破坏，农民的日子大不如前（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９２页）。还有学者主要是从１９３０年代初的情况，来判断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千家驹指出，近几年农村的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１月，第１９页）。张培刚也指出，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农民生活日渐贫乏（谭慧编：《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卷，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９页）。顾高扬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整个崩溃了，荒地面积增加，农产收获减少，农民收入降低，处处证明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顾高扬：《复兴农村之金融问题》，《中国经济》第２卷第８期，１９３４年８月，第２页）。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学者，尽管学术背景不同，有的属于学院派，有的为乡村建设改良派，有的为马克思主义者，政见也不一定相同，但对上一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而这些看法，恰恰成为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基础。在当代学术话语中，受阶级意识惯性的影响，一般更多地强调了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这种看法，显然是有悖历史实际的。

在上一主流看法盛行之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些许不同的意见。如卜凯根据１９１０～１９３３年的调查，认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者居多，农民衣食改善，瓦屋代替草屋。有的地区，农民生活程度降低，为灾荒期间的一种间歇现象，而非趋势（卜凯：《中国土地利用》，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经济系１９４１年版，第６５６～６５７页）。李景汉依据冀中定县的调查指出，近二十年来，农业生产有所增加。不过，与卜凯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农民生活仍日渐低落（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分析与问题》，《民间》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３４年５月，第２４页）。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声音极少，或许一定程度上恰恰就是社会经济实际使然。

当时动荡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得以上无论是衰落说还是改善说，只能是基于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短期现象所做出的判断，而缺乏长时期的整体研究，这无疑降低了问题探讨的深度。

在以上讨论中，虽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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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可的，即从绝对意义而言，中国乡村经济是非常落后的，农民生活状况是相当贫困的。甚至有学者估计，在贫穷线以下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７５％，不下２．６亿人（柯象峯：《中国贫穷人口之估计》，《新社会科学》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第１８１页）。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大多数的生活程度与普通农民也无太大差异。所以，有人说中国是普遍的“穷”，不过有“大穷”“小穷”而已（琢如：《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前途》，《求实月刊》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４年６月，第３２页）。

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乡村经济的败落和农民的贫困呢？有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分析，具体意见互有交叉，但各有侧重。

有的学者强调某一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统而言之，大概有人口过剩、土地利用和生产技术落后、租佃制度、手工业破产、农村金融缺乏、苛捐杂税、军阀混战、自然灾害、帝国主义侵略、社会秩序不良、政府不负责任等说。应当说，每一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

有的学者则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对以上各个方面因素的排列和组合，从三四个到五六个乃至十多个不等。其中，卜凯的看法比较引人注目，他将此归结为农场面积零细、生产力薄弱、人口繁密、劳力过剩、农民平时积蓄缺乏、水利不修、交通不便、森林太少、缺乏信用组织等方面（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２２页）。这一观点，被称为农业技术派。相比而言，另一派学者的影响更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被称为分配派。他们与农村技术派相对立，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导致了中国乡村的破败。如孙冶方指出，中国农业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落后、资本缺乏、农民知识缺乏，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残余的束缚（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６页）。薛暮桥也认为，所谓人口繁密、技术落后、农业商品化和世界经济恐慌等导致农民贫困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中国农村的破产，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个主子剥削的结果，而土地关系是导致中国农业生产衰落的基本原因（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９～１３、１２２～１２８页）。

中共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之后，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７０年代，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观的指引之下，中国学界对此问题延续了２０～４０年代的主流意见，成为无可质疑的规范性认识。１９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思想的破冰之旅，学界逐渐冲决了传统的认识格局，对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主要形成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仍属悲观派，基本上承袭了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看法，也即中国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都处于衰落与恶化的趋势。如果说１９８０年代之前，主要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此后则除了政治理论宣传之外，更多是从学术角度坚持此说。如王庆成认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无论是粮食亩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人均口粮，都趋于下降。所谓粮食商品率的不断提高，是以农民实际口粮数量的缩减为代价的。所以，完全可以称之为“最低生活水准”、“糊口经济”（王庆成：《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２４～３３页）。吴慧对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估算也显示，近代的粮食亩产低于清中叶，１９３０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比清中叶下降了２０％。近代史上生产的低落、逆转，是中国人民被侵略受剥削、动乱日剧的情势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５～２０９页）。李伯重对江南的研究表明，近代以后江南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很多方面日益走向衰落，主要农作物都比清初明显下降。即便整个中国的主要地区，粮食亩产量也都出现了长期下降（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１６２０～１８５０）》，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１４２～１４４页）。以上见解，虽与传统观点无异，但研究理念则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二种意见，与第一种有些相似，但又有区别。也即，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虽然呈现衰败之势，但期间也有上下波动，不同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章有义一直被学术界看作是第一种意见的代表，而事实上，这种归类并不完全符合章氏的原意。他说，中国近代农业总产量是增长的，但人均产量又是下降的。从整体趋势上看，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在不断恶化。但少数富裕户生活有可能上升，个别地区农民各阶层的生活都有短暂的不同程度的改善（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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