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

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

摘要：白先勇是世界华文文坛的一枝独秀，他的小说长久地被人们争相传诵和虔诚记忆。本文在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及对其小说中的重点篇目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得出白先勇的小说具有人物的主体性、情节结构的对话性等复调叙事特征。

关键词：白先勇、巴赫金、复调、主体性、对话性

中图分类号：1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引言

“复调”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年初版，1963年修订版）一书中首度提出的一大理论。他在该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

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①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是与过去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截然不同的一种体裁样式，它具有下述几个特征：一是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二是复调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情节、人物命运、人物性格，而是在于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三是复调

小说没有作者统一的意识，它是由不相混合的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对话小说。

一、主人公的主体性

与一般小说首先花大量篇幅对人物的来龙去脉、外貌性格进行描写，诉诸读者不同，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没有专门的身世介绍，甚至连肖像刻画也屈指可数，主人公总是直接在紧张的事件、问题的思索和探讨中出现，是一个个热衷于自我分析、自我意识观念极强的人。作者也充分尊重主人公这种思想意识的独立性，让主人公成为观察世界的主体，充分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重视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②

这种对主人公主体性的尊重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白先勇不是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用单一的声音讲述给读者听，而是大量地采用意识流等创作手法，将人物的身世、外貌、性格、经历等溶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里，通过内心的活动，让主人公自己说给读者，从而实现了“我”不是一个在”你”的眼中怎样、而是在“我”的眼中是怎样的人。《黑虹》中的耿素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虽然在这篇小说中，白先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手法，但文中丝毫没有出现作者的“背后议论”，耿素棠的一切都是通过她的內心活动反映出来。如文章自她离家出走写起，但作者并没有急于向读者交代她离家出走的原因，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回忆叙述出来：“‘这算什么？只有几块苦瓜！’她忽然想起刚才吃晚饭时，她丈夫对她这

样冷冷地责问到，筷子王桌上一拍，脸绷得像块鼓皮。……‘十块钱菜钱要买山珍海味吗？不吃算了，饿死你们活该！’她推开桌子站起来用力喝道，她觉得血管要炸了似的，全身发胀。两个孩子吓得呆头呆脑，丈夫板得铁青的脸上冷得刮得下霜来，就是那样六只眼睛睁得浑圆向她瞪着时，她摔开房门跑出来。”③这种自述性的回忆方式让我们看到耿素棠家经济的窘迫、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艰难以及她不堪忍受后的逃离与反抗。

这种以主人公自我意识为表达对象的小说，使得在环境描写上也呈现出一种向内的特点。环境往往是主人公意识的外化，心理的外化，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具象化。再以《黑虹》为例，耿素棠离家出走后，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逛到了一家酒吧门口，看到门上一对大黑猫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那是一对独眼的大黑猫，尖眉尖眼，尖鼻子尖嘴巴，耳朵是尖的，尾巴也是尖的，尖得人好难受，耿素棠觉得眼睛都被这对黑猫尖溜溜的亮胡须刺痛了”。③在现实生活中，这对猫应该是这个酒吧的标志，是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的，并非令人难受，令人讨厌的东西，这完全是人物内心的外化，是耿素棠当时带着惧怕、慌乱、烦闷的心情来观察的结果。

二、对话性

复调小说的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那么复调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意识是如何展开的呢？巴赫金认为

思想是通过对话展开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把对话视为陀氏小说的基础，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

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④这里所说的两个声音在白先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一）微型对话

“微型对话”主要建立在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人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的基础之上。就是说，主人公的这种自我意识每时每刻，都紧张地面向自己，面向别人，并形成了极有特色的“双声语”。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明显占着优势的，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的语言，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隐蔽的对话体”。⑤

在小说《香港——一九六0》中，面对嘈杂、混乱、绝望的现实环境，余丽卿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要设法救你自己。你一定要救要救要救。救？救我的身体？救你们信教人讲的灵魂？在哪儿呀？我的灵魂？我还有什么可救的？我的身体烂得发臭，难道你还看不见我皮肤下面尽是些蛆虫在爬动？我像那些霍乱病人早就烂得发黑了。”⑦

这虽是余丽卿内心的自白，但听起来却像是无休无止地同他人辩论，与他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本来应当是一句接一句，由两张不同的嘴说出来的；现在却完全重叠起来，由一张嘴融合在一个人的话语里。

（二）大型对话

除了在人物内心以双声语形式表现出的微型对话外，白先勇的小说中还存在着情节结构上的大型对话。这种对话关系正如巴赫金所言，犹如音乐中的“对位法”，表现为“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同一个题目”⑥，形成“多声部”，即复调，而不是独白式的“同音齐唱”。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个运用不同的调子来结构小说，一是表现为多主题、多线索的复式结构。

1.不同调子的对话

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时所说的那样，那些各个章节内容不同、笔调迥异，看上去似乎联系不紧密，可分开来读的小说，它们“内在是相互胡呼应的，情节虽然不同却又是不可分割的”⑦，共同为小说主题的表达谱写了一曲多声部的交响乐。

2.不同线索的对话

在白先勇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里，都存在着两条线索、两个世界：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是呈现在人物意识流动中的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现实中人物正在经历的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是失去灵性的、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

⑧这两条线索在小说中是平行的，是同时进行的，且二者之间相互对比，相互补充，小说的主题、人物的形象便在这种对话中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