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xa0\xa0一、口述史学义界

人类原始

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

。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

，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这既与各民族的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

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

，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

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

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口述的

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

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

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

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

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

出来的，并且都是

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