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以东平幕府为中心

2011年7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ul．2011第43卷
第4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Vol．43
No．4
收稿日期：2010-11-05作者简介：赵忠敏，男，山东菏泽市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
———以东平幕府为中心
赵忠敏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蒙元统治初期的山东东平，在严实父子及其幕客的共同努力下，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日益富庶，文化
繁荣尤其值得称道。

东平文化的繁盛局面，不仅得力于严实父子招贤纳士，也与金代遗民的文化传承意识密
切相关。

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东平地区掀起文化复兴活动，使中原地区得以多文化并存，对元初文明的开创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蒙元；汉地世侯；东平幕府；文化；复兴
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1）04-0084-04金元之交，烽烟四起，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
苦，经济文化也遭受了空前浩劫。

其时，在中国北方崛起了多股汉人地方武装，他们起初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在蒙金战争中不断壮大实力，后来被称为“汉地”世侯。

世侯们的政治立场曾一度摇摆于蒙、金、宋之间，然而最终慑于蒙古强大，纷纷投附蒙古，并被任命为一方军政长官。

其中益都李氏、真定史氏、顺天张氏和东平严氏势力最盛。

“四大世侯”在其辖境内，推行一系列开明政策，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生产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东平严实的成就首屈一指：其招纳文士、振兴文教的
举措，
使其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呈现彬彬盛况，为后世所称道。

严实卒后，其子严忠济承继父志，踵事增华，使东平俨然成为文人向往的绿洲，这无疑给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一、严实入据东平及对儒士的保护蒙金战乱中，在原金辖境内，崛起了多个汉族地方武装。

其中益都李氏、真定史氏、顺天张氏和
东平严氏势力最盛，被称为“四大世侯”。

他们在战争中先后投靠蒙古，对外助蒙伐金攻宋，对内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致力于经济文化的恢复。

由于身兼军政之权，世侯制定的各项措施多能落到实处，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战乱造成的破坏。

元初
“四大世侯”的成就功绩，尤以东平严氏最为突出。

在
严实父子及其幕客的共同努力下，东平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日益富庶，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更是在当时首屈一指。

此种繁荣局面之形成，首先得益于严实本人对东平地区的占领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严实字武叔，山东长清人。

金卫绍王崇庆二年（1213），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三路，攻金河北、山西、山东。

严实于此时先任“百户”之职，又改任长清令。

此后金、蒙、宋在山东地区展开拉锯战，严实率众参战，势力不断壮大，但立场摇摆不一。

最终他看到蒙古势力强大，宋兵势弱，便于金兴定
四年（1220）七月投靠蒙古将领木华黎，
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之职。

兴定五年（1221）严实率兵入据东平，称东平行台，成为严氏在东平统治的开端。

严实所辖之境幅员广阔。

早在投靠蒙古之初，他的领地已包括“彰德、大名、磁、洺、恩、博、
滑、濬等州户三十万”［1］（72）
，而后随木华黎出征，
又先后攻占曹、濮、单等州。

由于战争的反复，其势力范围也时有变动，但大致囊括了今山东西部，以及安徽、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即《元史》所指
的“领州县五十四”［2］（1365）
，其中以东平为治所。

作为东平行台首任世侯，严实的业绩，主要在
于容留大量流民、
保护大批“文化种子”。

流民中·
48·
除了普通百姓以外，还有知识界的名儒巨卿，他纷纷投奔东平地区，寻求庇护。

在那个“龙虎相啖食”的乱世，对于“汉地”世侯而言，如何有效地维护统治，不仅是其效忠蒙古的职责所系，更与自身的存亡休戚相关。

大概出于此种考虑，早在任职之初，严实便表现出对积聚人口的关注。

蒙古在对金的作战中，为了震慑中原百姓的反抗意志，多次拟在彰德、濮州、曹州、定陶、楚丘、上党等地屠城泄愤。

在严实的劝止下，这些报复措施终未实施，从而挽救了众多百姓；河南陷落，为制止蒙古再次屠城，严实不惜“载金缯往赎之”［3］（550），用货贿的方式为民赎命。

其后，上述地区均归入东平之辖境，可见严实的“义举”，实际也起到增强自身实力的作用。

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转徙之民”，严实则尽量使之“骨肉完保”，救之于沟壑中，“置之衽席之上”［3］（549-550）。

所有此类举措，不但为东平赢得了政治声誉，而且使东平人口在短期内有了明显增多。

时人杜仁杰曾对此描述说“东平民夥，益军三万有奇”［4］（第2册，382）。

这是在乱世中难得一见的人口兴旺之象。

除了安置流离人口，严实更为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接纳，以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势力。

其具体实践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在严实事业草创、且往来转战之时，便有儒士宋子贞率众归附，并受到倚重。

此后，宋子贞在招纳人才方面多有谋划，张特立、刘肃、李昶等十余人先后被拔擢于羁旅，成为严实集团的骨干。

第二阶段，由于归附儒士对严氏政权的辅助作用很大，严实更加致力于人才的广泛搜罗。

宋子贞等官佐的协助，使严实招贤纳士之名蜚声四方：“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

［3］（510）这使战乱中的儒士如获重生，“闻义而来依者，馆无虚日”［1］（200）。

待到金代灭亡，聚集在首都汴京的文化精英们，也开始慕名来投。

诸如孔元措、杨奂、张圣予、李世弼、徐世隆、杜仁杰、张澄、商挺、杨鸿、勾龙瀛等十数人，都堪称金代“衣冠礼乐”的杰出代表，他们后来成为东平文化的生力军。

从上述举例可以见出，东平幕府由最初创建之始，就已经重视招贤纳士，笼络人心。

严实本人虽是出身行伍，但亦深知在政治角逐中，儒士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关键因素。

故此，他经常“延致儒士，道古今成败”［3］（549），展现出从谏如流的气度。

他接受宋子贞建议，消解了宰相耶律楚材对东平的猜疑，赢得了外交优势；设立奖惩制度，纠察官吏，使政令归于统一；采纳刘肃的主张，减轻徭役，兴建粮仓，使经济得以恢复。

［1］（198）在众多幕僚的鼎力辅佐下，经过短期恢复，东平再次显露出政通人和的富庶气息。

元好问赞道：“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

”［3］（549-550）东平正是有赖于大批儒士参与建设，才打开了文化复兴的局面。

总之，在严实统治时期，东平正处于由乱而治的恢复阶段。

金末儒士一时荟萃此地，参与地方治理，得以施展才华，从而巩固了东平幕府日后的统治基础。

同时，儒士的日益集中，亦使其自身逐渐形成为一股文化力量，为文化复兴带来了希望。

二、东平府学的创建与儒士的文化复兴
严实卒于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其次子严忠济袭封父职，任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之职。

在对待知识阶层的政策上，严忠济与其父一脉相承。

史载严忠济嗣位之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2］（3507）。

此时的东平，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才之盛，更非他镇能比。

可以说，到了严忠济时代，文化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中最具标志性事件，就是严忠济及其幕下儒士，重建了荒废已久的东平府学。

东平府学的前身是曾经盛极一时的郓学。

由于地处齐鲁之邦，郓学历经宋、金，儒学传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

宋有梁子美、贾昌朝，金有张万公、侯挚、高公霖等，可谓人才辈出。

然而，经历金末兵乱，郓学旧址已毁于战火，变得残破不堪。

严实开府之初，虽有所修葺，仍未能尽善；至严忠济秉政，始进行大规模重建。

据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记载，新学兴建历时3年，规模较先前扩充许多：不仅礼殿、栖书阁、豆笾库等设施一应俱全，且加倍崇饰堂宇斋馆，重塑孔、颜、孟及十哲像，并重绘孔门七十子及二十四儒像于贤廊。

［3］（668-670）府学处处透出儒学气息，体现兴建者重振文纲的宏大理想。

金代虽然灭亡，但并未使儒士一蹶不振，反而加剧了其传承汉文化的紧迫感。

名儒徐世隆曾说：“自中州斲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

”［4］（第2册，388）其实面对斯文堕地而大声疾呼者，又何止遗山一人。

在中原战乱过后，对于文化的重建，早已成为儒士的共识。

因此，东平府学成立伊始，便得到文化名流的积极响应。

例如，金进士王磐、梁栋出任府学东、西序教官，宿儒康晔任儒林祭酒［3］（668）；府学还聘任李昶讲《春秋》，李祯讲《大学》，徐世隆授科举程文；此外宋子贞、商
·
58
·
赵忠敏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
挺等幕宾主要负责府学政务，等等。

与此相应，府学生员也在递年增加，从最初百十人增至数百人之众。

府学带有浓厚的儒家气息，儒学典籍成了学子们重要的学术根底，数年之间，“齐鲁儒风，为之一变”［1］（201）。

府学有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品学兼优者通过考核后，便被幕府吸纳，进入地方权力阶层。

这不仅实现了人才的自给自用，还激励了学子的仕进热情。

如府学生阎复、孟祺皆因屡中高选，被擢为幕府掌书记；又如，申屠致远兄弟二人因学业优秀，也受到严忠济礼遇［5］（第15册，436）。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在人才选拔方式上，东平府学借鉴了金代科举制度，仍以词赋能力的高低决定生徒学业的优劣。

这种标准的确立，再次造成了词赋风气的盛行。

时人苏天爵说“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6］（102），便是当地词赋风行的真实写照。

词赋是一种法度严密的韵文，它从汉赋演变而来，中经六朝改造，殆至唐宋始逐步完善。

在唐宋科举中，词赋被纳入考试，成为科场文体；金承唐制，偏重词赋取士，由此登第者，更是备极殊荣。

词赋在骈偶、辞藻、用典、声律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比起经传疏义的机械记诵，它更具有实用性的特点。

大凡奏议公文、制诰敕书等实用文体，皆需精通声律、擅长文翰者为之。

尤其对于效命幕府的学生而言，词赋更成为他们谋生的一技之长。

因此，府学在具体教学中，对词赋程文倾注了更多精力。

例如，徐世隆见到学生文章不合格式者，“辄自拟作，与为楷式”［1］（251）。

总之，东平儒士在汉人辖境内，通过兴建校舍、培育英才等举措，使毁于战火的文化再次焕发生机。

然而，综观此时文化的整体格局，这些努力仍是远远不够的。

蒙元时代，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态势。

儒士的身份及其所代表的“礼乐政刑”等儒学理念，都遭受着异质文化的挑战和质疑。

蒙元长期摈弃科举取士，使儒士失去常规的仕进之途，退居权力的边缘。

同时，中原文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蒙古权力阶层充斥着西夏、西域、回回等多种民族；宗教信仰诸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异常兴盛，无疑对“以儒治国”的中原传统也造成了冲击。

缘乎此，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儒士们要解决汉文化所面临的困境、重振汉文化的复兴，不能仅仅限于东平一隅之地。

他们只有赢得中央支持，才能最终为儒士正身，为文化造势。

东平的有识之士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故此不断为之努力，其行动之一，就是出仕新朝。

三、东平儒士出仕元朝及其文化意义
如上所述，东平儒士通过兴修府学、选拔英才，成功实现了区域的文化复兴。

为使中原“汉法”进一步推广，并最终为朝廷所采纳，儒士更需要正面接触蒙古统治者，进而实现传统知识分子“得君行道”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在治理中原的过程中，其统治策略也在不断调整。

比如忽必烈即位之时，就已经意识到治理中原非儒术不可。

他逐渐征召汉地儒士，访以治国大略，这也成为东平之士跻身朝堂的契机。

在当时异族为主导的权力世界，儒士成为中原文化的集中代表和积极推行者。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闻宋子贞之名，特召其入朝，拜为右三部尚书。

在此前后，王磐、刘肃、商挺、徐世隆、李昶等东平名士也陆续受召，进而入朝任职。

他们出仕元朝后，马上参照中原王朝的模式，积极制定新王朝的典章制度。

史载刘肃任左三部尚书后“官曹典宪，多所议定”［2］（3764）；李昶“选举礼文之事，多所裁定”［2］（3763）；宋子贞“典章制度，多子贞裁定”［2］（3736）；徐世隆建议忽必烈“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并协助制定礼乐、祭祀、选官等制度［2］（3769-3770），等等。

儒士的上述举措，无疑再次践行了儒家构建的政治模式，对推动元朝封建化起到加速作用。

不仅如此，王磐、徐世隆等人还将前朝政绩编为《大定治绩》一书进呈忽必烈，希望他效法前代贤君，并以中原“文景之治”相期许。

东平之士在倡导“汉法”的同时，为了扩大儒士阵营，又不断援引各自的门徒进入中央机构。

由于府学此前对词赋技能的注重，府学生多因擅长文辞而被首先安置在文职机构。

例如李谦、阎复、孟祺、徐琰等东平府学生，正是经王磐、宋子贞荐引而任职翰苑的。

元大德初年（1297），袁桷曾感叹，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东平之士，十居六七”［7］（9），可知几经荐举后，“东平派”在朝中已颇具声势。

“荐举”明显带有政治同盟的意味，在科举断绝的时代，它有效接续了文人的仕进之途，使之成为“汉法”的继续推行者。

其后，入元既久，东平之士或继续留任庙堂，或转而出仕地方；由于曾受过儒学浸染，他们往往在文教治理多有建树。

兹就东平府学生之杰出者的情况，略作介绍。

在东平府学培养的学生中，成就最著者当推享有“东平四杰”之誉的李谦、孟祺、阎复、徐琰。

“四杰”在府学均受教于名儒王磐，并以擅长词赋
·
68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享誉一时。

王磐后来任职翰林院，“四杰”也先后被举荐入元。

李谦曾任应奉翰林文字、翰林直学士、翰林承旨；孟祺任应奉翰林文字、太常博士等职；徐琰任翰林学士承旨；阎复任翰林应奉文字、历翰林修撰、翰林学士、集贤学士等职。

上述诸人入仕之初，一般都会被安排在翰林院等清望机构，因此，翰林往往成为府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

除上述四人之外，已知曾任职翰林的府学生，尚有张孔孙、刘赓、夹谷之奇、李之绍、王构、王恽、胡祗遹等十数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央机构中的“东平派”。

可以想见，当时“东平派”的词赋之学，已成为新进儒士立身朝堂的一技之长。

当然，翰林院仅仅是他们得以进身的阶梯，诸人日后的仕途并非仅仅局限于此，而是由翰林院转向其他中央机构，或到地方任职。

由于“东平派”文士多具有深厚的儒学积淀，他们更期望将儒家的治国理念应用到现实社会中，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制诰、诏命等文字的写作。

因此，当儒士任职一方之后，便自觉将东平的儒风加以发扬光大。

例如孟祺，曾于元至元年间随丞相伯颜伐宋，授承直郎等职，并参与军机戎务，后因为有功而任职嘉兴路总管，并在其任内首重兴学，创立了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

胡祗遹，曾由中央出任济宁路总管，政绩亦以兴学为务，“其考课为天下最”［8］（第13册，301）。

夹谷之奇“为政卓卓可称，虽老于吏学者，自以为不及”［2］（4061）。

此外，儒士中亦多有入参朝政者。

马绍官至中书右丞，力劝元世祖轻徭薄赋，并与权臣桑哥斗争，努力维护政治的清明；李谦曾作为元裕宗真金、成宗铁穆耳的侍从，积极向蒙古贵族推广儒学。

此外，东平府学中尚有商琥、王桓、王构、杨桓、张孔孙等十数人，在入元之后位列显秩，成为名臣。

总之，东平儒士为达到文化的复兴，最初借助汉人世侯之力，在地方兴建府学、依仿科举之法培养人才；其后，部分成员在获得朝廷征召后，积极为推行“汉法”而努力。

为了扩大文化阵营，他们又采用荐引方式，使更多同道者步入仕途，为进一步“致君泽民”铺平了道路。

在蒙元统治初期，东平幕府成为汉文化复兴的重要基地。

严实父子在辖境之内整顿吏治，恢复经济，为文化复兴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他们重视文化建设，收留大批金末儒士，兴建了著名的东平府学，开创了文化的繁盛局面。

作为文化的传递者，东平儒士凭借严氏幕府之力，致力于传道授业、荐拔英才，这可视为中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继续发展。

特别是府学培养的人才，大都入朝任职，人数之多，为诸州府之最。

此种盛况的取得，表明严实父子及其幕客振兴文化活动的巨大成功。

大批儒士进入权力阶层，不仅为汉地文化争得一席之地，也对此后儒学的推行以及蒙元王朝的汉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李修生．全元文：第2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李修生．全元文：第15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6］苏天爵．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袁桷．清容居士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8］李修生．全元文：第13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齐昆】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covery Activities of
Chinese Region at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To center around discussion on the Dongping Mufu
ZHAO Zhong-min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Yan－shi and his sons governed Dongping and dedic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covery．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introduce personnel，out of their admiration，more and more adherents group a-round in Dongping．With the power of the Yanshi governor，the adherents participated in many activities to cultural revival，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 words：Yuan Dynasty；Nobles in Chinese regions；The Dongping Mufu；culture；re－construct
·
78
·
赵忠敏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