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素养教育综述

2000—2014年高等教育层面上的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综述

邹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利用文献调查方法，对2000年至2004年高等教育层面上的国内外信息素养比较研究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十四年来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的特点，总结出其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高等教育综述

1 前言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信息、物质和能量并称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大动力。而如何使人们从Internet时代的信息和通信资源及技术中受益也随之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2005 年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和全美信息素质论坛联合召开了国际高级信息素质和终身学习研讨会并发表了《信息社会灯塔：关于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的亚历山大宣言》。宣言宣称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是信息社会的灯塔，照亮了通向发展、繁荣和自由之路。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核心。它能使人们在整个一生中有效地寻求、评价、利用和创造信息，以便达到其个人的、社会的、职业的和教育的目标。[26]如何不断提高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层面上的信息素养教育水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层面上的信息素养教育，由80年代的文献检索课发展而来，一直进步缓慢。于是国内许多研究者进行了高等教育层面上的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以期借鉴国外经验，提高国内信息素养教育水平。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对这类研究进行检索，并对文献进行筛选和分析阅读，整理出各个时期学者们的观点，作出2000—2014年高等教育层面上的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综述。文章主体分为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和国内学者对中国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的建议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信息素养的定义及内涵、信息素养标准、信息素养模式及方法、信息素养教育开展情况、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的叙述。第二部分对国内学者关于中国信息素养教育改革的建议进行了综合与整理，归纳出十余点被广泛提出的建议。

2 主体

2.1 国内外信息素养比较研究

2.1.1 信息素养的定义及内涵

虽然各研究者在“信息素养”定义的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在论文中给出了198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的“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正式为信息素养下的定义——“要成为一个有信息素养的人，他必须能够确定何时需要信息，并且他具有检索、评价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1]

国内研究者们还介绍了其他美国关于信息素养概念的著名观点：1974年，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Zurkowsk首次提出“信息素养”的概念。[2] 1976年，著名学者Lee Burchinal对“信息素养”的进一步表述。[2] 1979年，著名专家Robert Taylor把图书馆专业与信息素质联系在一起。[2] 1987年,信息学专家Patrieia. Breivik将信息素养概括为一种系统。[3]199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再次提出信息素养的定义。同年，著名学者道尔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关于信息素养较为全面的定义。[4]1996 年美国学院和学校协会南部学院委员会为具备信息素养的人下了定义。

2009年，杨国庆等对英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英国对信息素养概念的理解经历了3 个阶段：精通阶段、应用阶段、反思阶段。信息素养概念的内涵随着技术、教育、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计算机应用的发展不断演变。[5]

2010年，娜日等对国内关于信息素养内涵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总结：“国内开始信息素养内涵的研究比较晚, 多是在国外信息素养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延伸。王吉庆于1999年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信息素养理论……尽管, 国内关于信息素养内涵的表述百花齐放, 但是在内涵的本质上基本是统一的, 即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他们还对这一信息素养内涵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四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制约关系? 哪个是基础? 哪个是核心? ……”[6]

2.1.2 信息素养标准

21世纪初的文献中，学者们着重介绍以下美国的两大信息素养标准：

1998年，全美美国学校图书协会（AASL）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出版了K-12 学生信息素养标准，制定了中学生九大信息素养标准。[7]

2000 年，美国高等教育图书研究协会(ACRL)审议并通过的“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该标准分为三个板块：标准、执行指标和效果。有5 大标准22 项执行指标和若干个子项。[7] 2002年，何高大对这一标准进行了评价。[7]2014年，杨鹤林指出在十余年后的今天，它已不足以应对技术和人文环境发

生的巨大变革，美国高校图书馆界推陈出新的呼声日益强烈。201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表明ACRL标准的

指导理念仍可用，但必须对内容大改。2013年6月，工作组正式开始更新标准的探索工作。[8]杨鹤林还介

绍了工作组组长雅各布森女士提出的元素养的概念。他相信元素养必将成为下一代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

标准的基石。

2008年，杜安平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国家信息素养标准》（ANZIIL标准），这一标准是继ACRL标准推出之后, 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协会(CAUL)在当年10月通过的。2004年，澳大利亚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最终确立了6条核心的信息素养标准。[9]

2009年，杨国庆等介绍并评价了英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协会（SCONUL）下属的信息素养咨询委员会（ACIL）

于1999年提出的《高等教育中的信息技能———7 项指标》模型。2010年，娜日等也在研究中评价了SCONUL的七柱模式。[6]2004年，人们对这一模型进行了重新设计。新模型类似于一个粗略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了7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5]杨国庆等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随着信息素养大环境的变化，ACIL于2011年4月将原先的7级指标模型更新成为核心模型。2012年，李婷婷、谷秀洁介绍并评价了这一更新的模型。[10]

2010年，江媛媛等对我国信息素养指标体系进行了完整的介绍。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系统、权威的信息素养标准, 在借鉴欧美信息素养标准的基础上, 我国做了些制定信息素养指标体系的尝试。主要有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素养指标体系、“高校大学生信息素质指标体系”(讨论稿)、港台地区信息素养指标体系。[11]其中指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由7 个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61 个三级指标构成。[12]他们还对中美两国部分高校信息素养指标体系和中美信息素养课程设置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0年，娜日等将ACRL、ANZIIL、SCONUL和《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6]

2012年，谷秀洁和靳萍将美国和澳大利亚2001、2004年的信息素养标准进行了比较。[13]

2.1.3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及方法

2000年，王旭卿介绍了1988年美国的Mike Eisenberg博士和Bob Berkowitz博士共同创立的一个旨在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基于批判性思维的信息问题解决系统方案——Big6技能及其具体应用。[1]2010年，娜日等也在研究中提到了这一模式。

2002年，李爱武等在论文中提到了当时西方学者讨论较多的方法——PBL（Problem-based Learning）这是通过设计情景和问题(也就是在应用中)来提高学生们信息素质的一种方法。他们还介绍了一些国外在线信息素质教育的项目。如LOEX提供的Instructional Links。不仅如此，他们还对CALIS的13个中心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2]

2007年，宋琳琳对美国前20 所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质教育进行调查与分析，总结出美国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质教育的四大特点。[14]

2008年，赵浩镇具体地考察了美国信息素养教育的一个成功案例——俄亥俄州立大学信息素养教育实践, 分析了它的主要特点。[15]2008年，杜安平介绍了澳大利亚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培养方式。[9] 2009年，王晓力研究了国外高校提供信息素养的方式。他认为主要以下四种:课外教学、课中教学、课内教学和独立课教学。他对四种教育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16] 2010年，娜日等对国内外对于信息素养模式的研究进行了介绍,除前文记述的 SCONUL的七柱模式、Big6网络主题研究模式外，还有Webquest信息素养培养模式等。同时，他们指出了国内对信息素养模式的研究有三点不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