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公元581年——公元907年）

第一节隋代法制概况

学习重点：

1、隋代的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2、隋代的司法状况

一、隋朝的法律指导思想

隋文帝承袭了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把德治作为自己统治国家的基本方针。隋文帝强调宽法轻刑，改革法制，废除繁法苛刑。隋文帝注重法律的严格执行，加强司法审判，强调依法断案。开皇三年，在大理寺设律博士，尚书刑部设明法曹，作为解释法律，辅助司法审判的机构。

二、立法状况

隋朝立法的主要成就表现于《开皇律》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杨坚为巩固政权，针对后周刑政苛酷的状况，文帝命大臣苏威、牛弘等人以《北齐律》为蓝本，以“宽简”为原则，制定出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而著称，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有所改革和创新，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开皇律》的内容与历史地位：

（1）篇章体例更加简要。《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共分为共12篇500条：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2）确立“十恶”罪名。《开皇律》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3）刑罚简明宽平

“简明”的表现：

其一，减少了条数，删除了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余条，全律剩下500条；

其二，死刑只留斩、绞二种，改变了北齐后期死刑仍存枭首、车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的状况。

“宽平”的表现在：

其一，进一步废除前代的酷刑改以死、流、徒、杖、笞为基本的刑罚手段，确立了封建五刑制度。

其二，在继承北朝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额均作了减轻的规定。

《开皇律》将徒、流作为正刑并划定等级，弥补了死刑重罪与杖笞轻刑之间之空挡。《开皇律》的五刑也从制度上取消了枭首、车裂等酷刑，死刑只有绞、斩为正刑，这也是刑法史上之进步。

隋初制定的《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袭了前朝法制长期发展的经验，经过删繁就简，补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编纂进一步系统、规范，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化作

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开皇律》中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继承，成为唐律的直接蓝本。后来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4）特权法进一步发展

《开皇律》进一步发展了封建特权法，除规定八议制度外，对九品以上官吏犯罪，还有“上请”、“例减”、“听赎”等项规定，使封建特权法进一步系统化，用以维护官僚贵族地主的特权地位。

四、隋朝的司法状况及教训

隋朝在短短三十几年间造出了“里程碑”式的《开皇律》，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即使《大业律》虽有复古的雕饰，也无大可指责之处。特别是这两部法典总体精神都是用法持平，《开皇律》已尽删峻罚酷刑，较历代为轻，《大业律》更进一步用轻典。然而，隋朝仅存37年就灭亡了，追根溯源，隋统治者自毁法制不能不说是根本原因之一。

（一）隋朝的司法状况

（1）隋文帝制定了以“宽简”为原则的《开皇律》，但求治心切，朝令夕改，这部法律也没有贯彻始终。

如开皇三年定律后，先是下令在大理寺设“律博士”，尚书省刑曹设“明法”，各州县设“律生”，专门研究解释法律。可过了两年因为发现始平县的律生辅恩舞文弄法，诬陷无辜，立即就下令废除全部的“律博士”、“明法”、“律生”。

（2）朝堂上设刑杖

朝堂上设刑杖，“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这是历史上“廷杖”制度之始。后来大臣们谏议说“朝堂非杀人之所”，他才不得不撤消廷杖。文帝晚年，“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这使得文帝末年冤狱无数，各级官吏“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致使宽简、完备的《开皇律》被弃而不用。

（二）隋朝司法状况的教训

从隋朝的两部法律内容来看，隋朝的法律与前代相比，均有较大的进步，不仅体例、内容更加合理，刑罚也有所减轻，对后世立法曾产生重大影响。但仅有法律自身的完备，并不能保证实现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还必须确保法律的切实实施，达到立法与司法的状况的高度统一。

古语道，徒法不足以自行。虽良法，如果执法、立法之人不守法，那么这法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尊重法制，任情枉杀，是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对于隋朝法制留给我们的深刻经验教训，沈家本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观于炀帝之先轻刑而后淫刑，与文帝如出一辙。文淫刑而身被弑，炀淫刑而国遂亡。盖法善而不循法，法亦虚器而已”。

第二节唐代主要立法及法律形式

学习重点：

1、唐代的立法指导思想

2、唐代的主要立法；

3、唐代的主要法律形式

一、唐朝主要立法指导思想

（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唐律疏议·名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是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刑罚虽然是辅助手段，但也是不能缺少的。所谓德主刑辅，实质是礼刑并用，相辅相成。“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集中体现了初唐法制指导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唐朝开国三十多年来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

德，这里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

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

（二）立法要求宽简、划一

太宗即位后又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三）执法要求审慎

唐太宗强调办案必须严肃、慎重，审断应有证据。审慎执法，对于死刑的执行尤其慎重，是唐初法制的一个重要特色。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胄为陛下惜之。”

（四）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不轻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时要慎重；

2、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轻易改变和废止法律。

唐太宗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前后违差，更得以为奸”，“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这种相对稳定不仅带来了社会的稳定，而且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二、唐朝主要立法

（一）《武德律》。

唐高祖建立唐朝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并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是为《武德律》，共12篇500条。（二）《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后，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以《开皇律》、《武德律》为基础，修订《贞观律》，但对《武德律》作了较大修改，主要有：

1、增设加役流（即在最高流刑的基础上增加劳役刑，时间为三年）作为死罪的减刑；

2、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当、赎、免以及化外人有犯、类推、断罪失出入、死刑三复奏、五复奏等断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三）《永徽律》及《律疏》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十二篇500条。

《永徽律疏》为了在全国统一标准（审判和科举考试），长孙无忌等奉命对《永徽律》的500条律条逐条逐句进行注释，附在律文之后，并对司法中可能发生疑难的问题，自设问答。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完成，共三十卷，经高宗批准颁行，当时称为《律疏》。颁行后的《律疏》，使“疏”与“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此“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称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是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影响最大的封建成文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