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政策倡导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郭巍青：自下而上的政策倡导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2011年05月12日 07:52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郭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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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问政方式，一种是官员喜欢的，另一种是普通老百姓喜欢的。无论是按传统方式来看的参政议政，还是新潮的网络问政，都存在这样两种方式。官员喜欢的方式叫做“自上而下”，就是搭一个戏台，请人唱戏。具体方式可能是开一次会议，开一条热线，或者开一个网站，然后等待“问政”。老百姓喜欢的方式叫做“自下而上”，就是按照自己的认知，选择自己的时间空间，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而“问政”。很多时候，自下而上的问政是出乎意料的、让人有点冷不防的。

此处要评说的是后一种方式。不久前，广州市一位高中学生在地铁站口双手举起牌匾，呼吁市民联名抵制一项耗资9000万元人民币的地铁站翻新工程。他的呼吁得到现场几百人的签名支持。他的形象和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赢得好评如潮。而广州地铁方面，也数次回应和解释这件事。从最初坚持进行翻新工程，到决定缩减工程规模，只保留最必要的部分，算是部分地满足了高中生的呼吁。

被网民称作“举牌哥”的这位高中生及其大胆举动，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民间问政。稍往前，一位年轻人在微博上征集1000个光头照片，以此作为象征，反对一项耗资1.5亿元人民币的城市光亮工程。在去年广州市迎亚运期间，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市民出现在市政接访现场，批评工程浪费。再往前的话，还有来自番禺的年轻女性头戴防毒面罩，在地铁车厢内展示反对垃圾焚烧、保卫绿色广州的诉求。

“举牌哥”、“光头哥”、“口罩男”、“环保M M”等，事实上成了民间代言人和民意表达管道，也成了广州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一种“脸谱”系列。我由此而主张，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广州，应该搞一次“羊城公民社会新八景”年度评选，上述的“公民脸谱”理当入选。

这样自下而上的问政方式，值得重视，值得总结，值得回应，值得发展。首先一个理由在于，它是来自公民社会的政策倡导。官员们常常觉得，老百姓就知道抱怨、不满和个人诉苦。久而久之，官员们形成思维定势，把任何来自公民的表达，都看作是麻烦制造者。其实现实早就不是这样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多方利益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它不仅要求官员，而且要求公民，都有能力作政策分析、政策表达与政策倡导。能够超越琐细的个人际遇而作政策倡导与公共表达，正是公民素质提高的表现。我们亲眼看到这样的进步与提升就在眼前发生，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其次，公民的政策倡导，带有明显的公益目标和公益价值观。纵观此类政策诉求，大致集中于反对表面奢华与铺张浪费、关注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呼吁健康的交通出行方式(向市长赠送自行车)，以及反对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等。为什么如此，很值得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事情必然如此。它反映了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家园感的建立，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要求。而这一切，与公益价值观的形成密切关联。

再次，公民的政策倡导带有很强的创新性。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点，能够作倡导的公民，都天然懂得依托网络传播平台做符号设计。例如，光头征集行动的号召是“脑袋更亮”(Brain is brighter)。好的符号设计与行动设计会瞬间激发传播潮，轻而易举地赢得大批追随者，年轻人尤其对此喜闻乐见。这样的社会创新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动员效果，我们不羡慕吗？我们不应该将其作为最有价值的“社会基因”而倍加珍惜吗？

政策倡导、公益价值、传播创新，这样三点，正是公民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的重要体现。遗憾的是，有些部门虽然声称支持公民参与和公民问政，但在自下而上的问政方式面前，总是表现得像是叶公好龙。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广州地铁对高中生作出了回应。但是地铁只是一家国企，顶多是个准政府机构。而反对光亮工程的光头征集行动，虽然也有政府部门出面作过某种解释，却丝毫不触及实质性的政策讨论。反对垃圾焚烧的行动也是大致同样的遭遇。它无非说明，政府部门并不愿意真的有人来过问其政策内容。

如果愿意接受自下而上的问政方式，那么进一步，我们可以发展出关于公共政策的社会协商，这是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的一种治理创新。在这些方面，不客气地说，公民在进步，政府方面应该更多地学习。

最后要说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并没有绝对的优劣，各自都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两种方式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很多老百姓愿意看到并积极参加官员喜欢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少官员也欣赏民间启动的自下而上方式。不过客观来说，官员喜欢的方式难免千篇一律，而老百姓喜欢的方式则更加生动活泼，时时让人有惊喜。